明星村

节日作文  点击:   2019-01-22

第一篇明星村:昔日明星村现状各异 还能被记住多久图


  【明星村:奇迹还是范本】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大寨村、大邱庄,这些并不陌生的名字依然可以勾起年长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它们都曾是万人瞩目的明星村,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有的依然是外界追逐的焦点,有的却早已不复往日的光彩。有人说,这些村子曾创造了奇迹,但它们发生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条件下,不适宜复制推广。也有人认为,在农村改革的浪潮下,它们的今天和明天正为我国广大农村提供波澜壮阔的改革蓝本。那么,这些明星村经历了哪些变革,现状如何,又能否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接下来我们一一揭晓答案。
  
  【江苏 华西村:“中国首富村”、“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地处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它从自然资源很差的小村庄成长为“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财富积累始于1960年代,当时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暗中创办小五金厂,到1978年已积累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70年代的华西村通过发展冶金、纺织、旅游三大产业成为巨型村庄。20世纪末,华西村成为国内第一个家家都有电话的“电话村”,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超百万。2012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524.5亿元、上缴国家税收8.59亿、村民人均收入8.8万
  
  【华西村现状:调整产业结构艰难转型】今天的华西村,面临着业务转型的巨大挑战。据报道,华西村的传统业务正在走向没落,而新的业务还没到成熟的时候。面对主业亏损的现状,华西股份早已经开始出售金融资产来维持生计。华西村新书记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发展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并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河南 南街村:“红色亿元村”】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至今依然过着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生活的村子。据报道,1989年之后,南街村高举“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重走集体化经济的道路,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1989年当地集体经济产值已达到2100万元。1991年,南街村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被官方当作典型扶持。先后有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将军前来视察,国有银行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认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南街村现状:拖欠银行贷款17亿】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银行与政府脱钩,实行自主的贷款审评和考核制度开始,南街村因为无力偿还之前的贷款,所有银行不再给南街村贷一分钱。现在的南村集体名下有26家企业,雇用逾万外地劳工。90%以上的土地要素资源已转化为工业用地,作为集体资产整体转接南街村集团公司。然而南街村背负的17亿银行贷款,若以目前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至少也要两百年才能还清。
  
  【安徽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的生产方式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农民普遍的贫穷。1978年,小岗村的18家农户率先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93年、1999年的两次修宪,都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宪法,确立了“大包干”的法律地位。2004年,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推动土地流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小岗村又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小岗村现状:发展现代农业打造品牌】大包干的冒险精神曾为小岗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小岗村却日渐落后。穷则思变,小岗村重用优秀人才,发展现代农业,推行规模经营,打造农产品品牌。2001年,小岗村建成80亩优质葡萄种植示范园,目前几乎全村都种植了葡萄,总面积达450亩。同时,小岗村还努力发展“大明贡猪”养殖基地,目前有40户农民饲养繁殖种猪。小岗村还修建了“大包干”纪念馆,将小岗村的光荣历史开发成旅游资源,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山西 大寨村:1964年“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大寨村,地处太行山西侧、黄土高原边缘。解放前,这里土壤贫瘠,一穷二白。解放后,在贾进才、陈永贵、郭凤莲三代村支书的领导下,村民们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并不断深耕土地、施用秸秆沤制的农家肥,将土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1964年,毛主席发出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便被当作自力更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典型,向全中国农村推广。1991年,大寨开始融入市场经济,开办羊毛衫厂、水泥厂等,建设虎头山森林公园,开发旅游。
  
  【大寨村现状:建设生态旅游产业升级】如今的大寨,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类的时代标语随处可见。2014年4月,在大寨村虎头山脚下,大寨新村住宅楼二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工程完工后,大寨村民都将搬入楼房。现在,大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领取20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村民就近在大寨企业就业,学生在村内就完成小学、初中学业。通过土地流转承包,大寨依托集体产业统一耕种土地,种植收入归村民所有。村民通过集资入股、发展旅游,每年都能取得分红。大寨正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让生态旅游成为新的标签。
  
  【天津 大邱庄:中国首个“亿元村”】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这里的农民历来生活贫困。据报道,1978年,在党支部书记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办起了第一家冷轧钢厂,也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里程碑式的一步。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实现低投入高产出。1992年,大邱庄从“讨饭村”变成中国首个“亿元村”。上世纪90年代初,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端集中显露,大邱庄从时代潮头跌落。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全面整改,开始了又一次艰辛探索。
  
  【大邱庄现状:天津“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示范基地”】经过几次行政区划调整,今天的大邱庄,已从原来面积不足8平方公里、居民4700多人的村庄,扩容为一个124平方公里、26个村(街)、11万常住人口的新型城镇。据报道,这座以钢铁加工起家的村镇现在已经取得了钢材产量占天津市同行业近1/3,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今年,天津市政府提出利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万家企业转型升级,大邱庄镇被命名为“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示范基地”。面对信贷收紧、市场低迷的实际困难,现在的大邱庄镇正在努力破解产业转型升级道路上的一道又一道难题。
  

第二篇明星村:“明星村”的集体经济真相


以集体的名义便于获得生产要素
除政策限制之外,生产要素的安排也使得“集体经济”具备先行一步的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集体经济可以靠集体经济积累,即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农业上“抠”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劳动力则可以“集体内解决”;而农村土地本来就属于集体所有,一旦打破上级的土地管制,集体经济在土地使用上占尽了先天优势。
其实在一些村民以土地入股发展工业或者招商引资的地区,即使完全没有所谓“集体经济”,村民每年的土地分红也一样颇为可观,其分红水平甚至不低于华西村、长江村等集体经济明星村。但在今天,村集体自行运作土地,已经和政府的土地财政构成直接利益冲突,故不再被宣扬。
河南南街村甚至以附着在其集体经济上的浓厚政治色彩一次又一次的申请到巨额贷款,用银行提供的廉价资金助推发展。
南街村: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
村民的家,电器家具都是村里统一配给的。南街村每家每户都或贴或摆有毛泽东像
 
 
街头一名参观的游客
 
 
每天都有成批的游客坐着电瓶车参观南街村。每辆车的命名都不同:红旗号、致富号、延安号……
 
 
南街村超市,售货员穿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军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海 尼克发自河南
南街村,豫中大地临颍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却从来没有缺少过争议,20年争论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结论可以“盖棺论定”。
 
1991年,在特定历史大背景下,南街村首次登场,成为官方的典型:一个河南中部的村庄,集体经济没有垮,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掉链子。
 
而能成为典型的重要原因是,村里有个好带头人——王洪彬(改为王宏斌),南街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凭着一股“傻劲”,收回分到农户的田,收回私人承包的集体企业,利用村子地处城郊的优势,带领3000村民,风风火火,对外闯市场,卖产品,对内“狠抓政治教育”,“大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落后分子要进“学习班”。
 
是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中第一条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994年,南街村再次成为当年的热点新闻。当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一文报道该村,轰动海内外。这时候,南街村已经实行了“低工资、高福利”,村民的面粉、肉、鸡蛋都由集体统一发放,还享有免费住房、免费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免费医疗等福利,更提出口号,号称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从此,南街村开始具有全国性知名度。
 
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在历经了反右、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之后,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普遍的关注和好奇。
 
各地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到南街村,各级领导来视察、参观、学习的不计其数,至今达数百万。“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
 
  南街村和王洪彬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王的个人命运也大幅转变。1992年,他由村党支部书记,一跃升为县委副书记,后来更进一步担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南街村的发展也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大国有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南街村树立起汉白玉的毛主席雕像,建起了朝阳门,仿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及“八角楼”,还准备修建环村城墙,但工程进行不到一半就停了。
 
到2003年,从南街村传出的一件事令举世哗然。王宏斌不顾其他班子成员反对,竟然耗费了2000万元资金造永动机,这件事当然在全国被传为笑谈。
 
到他终于承认制造永动机错误时,也正是南街村遭遇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许多工厂经营困难,不少工人在这一年离开南街村。按王宏斌的说法,困难的原因是,“几大国有银行都进行了商业化改革,向银行申请贷款不那么容易了”。
 
再后来,在全国掀起“新农村建设”的热潮时,王宏斌又开始对外高谈他的理想,谈他们南街村的新农村建设。去年中共十七大前,王宏斌还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称南街村要在5年内吃上大食堂。
 
一个多月前,南街村再次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万言调查性报道《南街真相》,成为再引争议的导火索。
 
这篇迟来的报道,报道的却是4年前发生的事——南街村改制了!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一干领导,把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争议陷入尴尬的境地,南街村的解释是“外圆内方”,只是为了符合市场规则,上市筹集资金(因连续三年赢利的基本要求没有达到也未成功)。他们辩称,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高度集权于王宏斌一人,而且三大班子成员都拿250元的月工资,其他开销都是集体的。
 
变化可能真的不大。但对外界来说,这比被广为诟病的MBO(管理层收购)更为恶劣,因为连正常的公开收购程序都没完成,如果默许这种私分集体资产的行为存在,中国就乱了套。
 
 质疑不限于经济领域,更与政治有关
 
在南街村,村民完全依附于集体经济,如果不在集体内劳动,就丧失一切收入和福利待遇,这与早已证明失败的人民公社制度有何区别?“思想政治”表现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但法律从来没有规定一个人的思想与其财产权发生关联,这样做是否违反法律?
 
如果没有那么多领导考察,南街村会获得那么多贷款吗?如果没有那么多贷款,南街村能有今天吗?
 
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批评,南街村的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南街村能成功,人民公社实验也就不会失败了。
 
但也有辩者以“大环境”为由帮助南街村减少责难。对贷款问题,他们说:中国哪个企业不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对“剥削外来工”问题,他们会说:珠三角的企业剥削外来工更严重;对“造永动机”问题,他们会说:哪个领导不会犯错误!
 
  改制疑云的真相如何?
 
到底该如何看待南街村和所谓的“南街村现象”?南街村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还是本就不该存在的妄念?
 
不管愿不愿意,这一切,都把南街村的最高掌控人——王宏斌,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厘清现象,本刊特派记者组奔赴河南,对王宏斌做了两次访问,这也是自“改制风波”以来王宏斌对南方媒体的首次公开亮相。
南街村村民住着统一规划的楼房,每栋楼上都写着警句
南街村的民兵,他们多数刚满18岁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
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10年内融化,“赤道雪山”奇观将与人类告别…
成都醉驾案疑犯被改判为无期
[孙伟铭父亲称判决不公拟上诉][更多]
·新疆发布公告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加拿大部长称希望赖昌星能考虑自愿返华·印媒再次宣称中国士兵"入侵印度领土"·山西致277人死溃坝事故现场将建警示广场·河南平顶山矿难已造成44人死35人失踪·推广 | 注意!资金正在流向以下板块!
独家: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中国
[日军国主义不会复活][中国民族自信心重建]
·深度 | “快女”粉丝江湖的“无间道”·军事 | 美军将解放军列为假想敌·博客 | “砖家”点评快女 赌城结婚的明星·互动 | 真实记录一个农民工的北漂生活·推广 | 中信信用卡免费申请即获QQ会员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海 尼克发自河南
 
在紧靠南街村中学南边,有一块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外边种了各种树木,里面则是清一色的柏树,两座坟墓和一间小房子隐藏其中,一匹凶狠的狼狗拴在一旁,这户人家24小时守护着这两座坟墓。
 
据多名知情人透露,这就是王宏斌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爷爷的坟地风水好,保佑了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风水在南街村是很重要的问题,每新建一个厂房,王宏斌必然先请人看风水。在村南边的观光园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有村民来这里烧香。据说,这个庙也是专门从村内搬迁过来。
 
王宏斌,今年57岁,他已经管理这个村庄31年了。在南街村最辉煌的年代,他把原名“王洪彬”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王宏斌是个直率、幽默、思维敏锐的人,眼神中折射出威严和魄力。对于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普遍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然后又用辨证思维“一分为二”把问题解构掉。对于他看得很明白、又愿意说的问题,他喜欢以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作比喻。
 
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搭在背上,上身笔直,但即使与你握手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仍然保持搭在背上的姿势。有村民路上碰见他,向他反映情况,双手搭在背后的姿势丝毫不动,即使叼着一支烟,他说话时也不取出口中的烟。
 
这种刻意保持的姿势被外界认为是模仿毛泽东。但他的姿势和他的思维模式、办事方式是不相符的,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只注重形式的人。他聪明,知道要说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表现什么。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文革”后,南街村重新大学毛泽东思想始于1984年。
 
当时,村委会刚刚把承包的土地收回,但“人心散了”,管理起来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更令王宏斌懊恼的是一个叫刘素娥的上访专业户,长期以“王宏斌有三个子女,不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告王宏斌的状。王宏斌觉得,要促进人的进步,就要进行思想教育。
 
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村民,刚开始也没有思路。“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一位当时的村干部这样解释。
 
王宏斌2001年3月31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讲话时这样说,“国外的不适应咱这个,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指邓小平理论)没有出来,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只上过高小的王宏斌,除了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文革”那一套管理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也正是王宏斌管理南街村的手段。
 
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一位熟悉王宏斌的南街村人说,“他在这方面(指毛泽东思想),造诣是很差的。你现在问他,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也很难说。不要说专家,就是跟一般人坐下来谈什么毛泽东思想,他也不一定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南街村实行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管理模式,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也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他对理论问题津津乐道。在南街村的宣传册上,摘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他与某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最喜欢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姓资还是姓社”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严峻的选择,而南街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给出了坚定的回答——走什么道路?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一位多次到访南街村的河南媒体人士注意到,王宏斌一直在变。“1992年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他自己是提不出来的。有段时间,王又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的山岸村和以色列的吉布兹。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他背后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他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某个政治派别的农村代表。”
 
“南街人和王宏斌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南街人自己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模式’,他们只是在做法上与众不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俞思念在2002年第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让南街村获得那个年代其他村庄所没有的政治殊荣。
 
南街村开始成为典型,王宏斌乐观其成。他在村里接待的国家领导都不少,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他负责接待工作,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警戒级别,只要一来重要领导,不管冬夏,他的衬衣几乎没干过(紧张得出汗)。
 
一位媒体评论人士说: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村庄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价值信仰。当这套思想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发扬光大;如果成为负重,抛弃也不是不可能。
 
南街村改制风波四起,许多人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看来,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
 
王宏斌也默认这种看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毛泽东思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企业文化。”
 
  “外圆内方”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企业文化”那么简单。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在内部会议上讲过:只要领导支持了,银行就会支持。
 
南街村获得大规模贷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南街村陆续获得各个银行的大量贷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一位中央领导人考察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的副行长还主动来南街村考察,提供贷款帮助。这对当时一般的村办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在全部贷款中,中国农业银行份额最大,占到总贷款的一半,其他三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分别占一部分。1990年至1997年是南街村鼎盛时代,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的产值都比上一年翻一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的发展与获得大量贷款分不开。
 
1991年,南街村还专门成立了顾问办公室,这些退休干部除了领取退休工资外,还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他们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为南街村提供帮助外,也被认为是王宏斌积累政治资源的手段之一,“老同志不一定能直接带来经济效果,但在舆论上,他们一般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这些人都说南街村好,当政的一般也会听。”
 
1992年,王宏斌被提拔为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支部也升格为党委,王宏斌同时任南街村党委书记。2002年,王宏斌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职位续任至今。
 
知情者透露,临颍县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南街村的财政收入最高时甚至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宏斌与县主要领导都很熟,他在临颍县几乎可以调动一切资源,而在漯河市官场的关系也根深蒂固。”
 
知情人士还告诉本刊记者,能获得巨额贷款,除了政治因素外,“实际的利益回报”也是重要原因。王宏斌在一次解释“外圆内方”的讲话中说:“对外交往,人家实行的那套,我们也实行,该给人家的我们也给人家,人家该给我们的,我们的同志也接住……交回来的金银首饰我们放着,赠送给新开发的关系人、关系户……”
 
据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临颍县原财政局长银苗谦和原县委办主任韩俊荣,相继在调离临颍县后被“双规”。银苗谦后来被撤销行政职务,韩俊荣被判刑数年。据传闻,最近又有一位原临颍县的重要领导被“双规”。
 
当地官场的变动被解释为与南街村的贷款问题有关。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韩俊荣被“双规”后,有关部门专门到南街村进行调查,但结论尚未公布。
 
南街村的账目不清一直饱受诟病。银行贷款一般用于建设经营性项目,而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集权于王宏斌一身,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许多资金被用来搞形象工程,或者根本去向不明”。
 
1995年,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来南街村视察。据当时一位在现场的人透露,这位领导人在听完王宏斌关于产值和利税的汇报后一言不发,“如果按照王宏斌汇报的产值计算,上交的利税肯定不止那么多,这位领导人是搞经济工作的,一听就明白。”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银行与政府脱钩,实行自主的贷款审评和考核制度。南街村的危机出现在2000年以后,但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
 
“刚开始是发现贷款有难度,但做工作还是可以贷,后来就是完全不能贷了。”
 
2003年,南街村遭遇被王宏斌称为他上任以来最大的困难,“任何私营企业遇到这样的困难,都会人走厂垮。”
 
从2003开始,因为南街村无力偿还之前的贷款,所有银行至本刊记者采访时止,没有给南街村贷一分钱。
 
王宏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但漯河市财政局通过临颍县财政局分两次注入三千多万,“也就是借给南街村暂时使用”。但对于还款期限则不置可否。
 
“政府的钱怎么能给一个企业使用呢?”本刊记者追问。王宏斌回答:“就是看着南街村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注入一点也是一级政府对南街村的态度。”
 
这笔钱,对负债近17亿的南街村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通过获得领导支持获得贷款,是南街村90年代以后的发展思路,那么这条路已经变得很窄了。
“他膨胀得很厉害”
 
在南街高中的教学楼外墙上,有四行巨大的红色字体:傻子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
 
这种有反智倾向的“傻子精神”也是王宏斌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之一。早年的“傻干”曾经让年轻的王宏斌获得社员们的信任。“他个子显矮,但干农活卖劲,不拣轻挑重,当民兵排长挖坑塘。”77岁的村民张玉珍回忆说。
 
“傻子精神”被推广到“三大班子”成员身上,每名干部的工资都是250元。上世纪80年代,王宏斌带领村民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办企业,闯市场,率先让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变成半工业化、城市化的村庄。1990年代,在全国乡镇企业纷纷垮台之时,凭借巨额的银行贷款,南街村村办企业异常红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刘倩在她的《南街社会》一书里提到王宏斌另外一个性格特征:“胆子特别大”。“他办的事,我们老同志都不敢想。如负债经营,南街村的企业负债数亿。我们不止一次追问王宏斌,拉这么大摊子,愁不愁?他回答:不愁,迎着困难上。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打住车(遇到阻力困难)就有人来救。”
 
“傻子精神”和“胆大”的性格弱点逐渐显示出来。王宏斌身边的人说,村民对他的“感恩的心态”和他自认为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他膨胀得很厉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则这样分析他,“他身上具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后来逐渐演变为妄想;他身上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印记,实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投机,而且传统社会的迷信思想,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王宏斌的“傻子精神”让外人不理解。有外界人士评价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通过打政治牌,树立鲜明的形象,获得外部经济资源。而熟悉他的朋友则不这么认为,“政治和经济在他身上是辨证的关系,他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只会赚钱,而他的许多行为根本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把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看待,通过打‘政治牌’获得经济资源,又利用这些经济资源,去塑造南街村,从而巩固其政治资源。”
 
南街村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修建宽广的颖松大道、朝阳门广场,“金水桥”,城墙等等,这些都被一些村内不同意见者认为是“形象工程”。
 
“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就像传销一样。你获得贷款,去搞形象工程,并改善村民的福利,领导来视察,说你做得很好啊,就应该支持。然后,又继续用来搞……”
 
“不可能长期这样纸里包着火来玩。”知情人说,南街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其实在十年前、五年前就能看出来。王宏斌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只要我们的事业有人支持,什么困难都能战胜……”
 
造永动机是王宏斌狂妄之极的表现。这一项目当时遭到班子所有其他成员的反对,但他仍坚持强行上马。对外公布的损失是两千万,而知情人透露,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现在,在南街村办公楼背后、由一条空中走廊与办公楼相连的蓝色玻璃大楼仍处于封闭状态,外人不得入内。这栋楼当时用来秘密研制永动机,被高墙围起。
 
造永动机的事后来被临颍县第二中学的物理老师当作教学案例,一位已经上大学的贾姓同学记得那个高中物理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后,同学们哈哈大笑,那个老师说,“王宏斌就没上过初中。”
 
临颍县检察院原检察长罗国治说,王宏斌的性格比较“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实现。”
 
“在常人看来很蠢的事情”在造永动机之前有很多,之后也不少。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造永动机之前,王宏斌曾力主上马“大地一号”化肥项目,他承诺只要研发成功,粮食就能大幅增产,没有什么干不成。实际上,这也是受骗。“大地一号”投产花费了上百万,其实不过是多种肥料的物理混合而已。王宏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使用,给本来不施化肥的红薯施这种化肥,红薯长出来后,大家都不敢吃。
 
南街村热电厂项目也被认为是一大败笔。看守工地的工人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已经停工2年了,“什么时候融到资了,什么时候开工。”临颍县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王宏斌搞热电厂只是为了显示南街村的独立,就像修南街村的城墙一样。如果按成本计算,把煤运到这里来发电,远比用国家大电网的电贵。但也另有说法,修建热电厂是为了南街村的企业发展需要,既供热又供电。
 
现在,王宏斌的管理模式和经营能力都受到广泛质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最大的支持来自群众,只要群众支持我,社会上各级各界就会支持我……”
 
 王宏斌式人群
 
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每个路段都有一位老人负责打扫。老人、导游、宾馆服务员、党委和村委下属机构的办公人员,是外来旅游者最容易接触的群体。
 
“你见过班长吗?”
 
“见过,经常见呢。”
 
“班长是什么样的人?”
 
“班长可和蔼了,没有一点官架子。”
 
……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问及,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样。这犹如每天早晨广播里响起的歌曲,每天晚上巡逻盘查路人的民兵,每天影视厅向游客播放的班长讲话录像,每周出版的南街村报,每个月发的日用品,每走几步就出现的毛主席或王宏斌语录。
 
南街村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王宏斌用不同季节作比喻,“南街村好比是冬天,外边是夏天,你出去要脱掉棉衣,你若回来就必须把棉衣穿上。”
 
班长王宏斌塑造着这一切的同时,自己也成为这个画卷中的一道风景。
 
只要他没有外出,每天早晨六七点钟,王宏斌都会到主席广场、居民区去转悠,扫视着这里的一切,也思考着村子和自己的未来。他双手搭在背上,腰杆挺直。每天上午七点半,他一般准时到办公室。如果办公室没事,他会继续出来转悠,大路上,宾馆、厂房……
 
年长的村民碰到他,见面先笑笑,打个招呼:出来了,斌。
 
斌也笑笑回应:嗯,有什么事?
 
村民答:没事。
 
宾馆服务员或导游碰到他,则会礼貌地打招呼:班长好!
 
班长也笑笑,点点头。
 
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
 
《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说,“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
 
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个人在物质财富上的欲望确实不强烈,“在道德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也是大多数村民31年来支持他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说到王宏斌的缺点或错误,他们会用王宏斌式的思维来回答你。
 
比如,你问:“班长还搞过永动机呢?”
 
他会回答:“谁不会犯错误呢,毛主席也犯错误呢。错误是前进的动力,犯了错误,改正了,今后就能少犯错误。”
 
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其实他已经转换话题了,没有讨论永动机这件事。
 
如果你再问:“班长已经57岁了,再过几年就老了,那怎么办?”
 
他会回答:“我们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打工的(或者:我们只是普通的村民)。班长,他现在身体还很好。”
 
你再追问,他想了想,说:“班长说过,革命总有后来人。”
 
每个人在说话中,除了毛主席语录,似乎都知道几句“王宏斌语录”。
 
比如,记者问一名女导游关于工资和福利待遇的问题。
 
她回答说:“班长说过,‘富裕不等于幸福,但幸福包括富裕。’从经济上看,也许我们没有外面那些人富裕;但从精神上、思想上,我已经超过了他们。”
 
“万一南街村集团经营不善怎么办呢,你们的住房、吃的、用的可都是集体的啊?”本刊记者继续追问。
 
“没想过。南街村肯定不会垮,有班长的领导,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这又是一个王宏斌式的回答,人定胜天。
 
她经常看红色电影,然后参加小组讨论,有时还翻翻《毛泽东选集》,这让她觉得自己“思想上要高尚一些”。
 
对追求安稳,又不愿意出外闯荡的人来说,他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冬天”,只要还有房住,有面粉发,有学(免费)上,有病(免费)看。  
没事的时候,王宏斌习惯背着手在村子里溜达
在广场上溜旱冰的南街村的孩子
 王宏斌自己也承认,南街村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贷款,便没有南街村这30年的发展    图 姜晓明
南街村展览室。
30多年来,我的最大体会,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9+1=0,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村民9天,只要出去一天,就全完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尼克 林海 发自河南
 
南街村不到2平方公里,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太小了
 
人物周刊:简单介绍你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及形成过程。
 
王宏斌:原来只知道学习“老三篇”,不知道学来干啥,后来才体会到,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众才会跟着你干。谁不掌握毛泽东思想,谁就会脱离群众,丢掉群众,群众不信任你,不拥护你。这是通过我30多年的实践,找出来的经验,这一情感是在探索中完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
 
人物周刊:“南街村模式”和“苏南模式”有何区别?都是村办或乡办的能人式集体企业。除去“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些标签,“南街村模式”其实就是“苏南模式”?
 
王宏斌:社会上一直有人说,南街村是利用“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道路”、“共产主义小社区”包装起来的,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动机和本意,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南街村的标签,更是南街村方方面面的指导思想。但是客观上,是起到了包装的作用。南街村选择集体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是为了包装而包装,是为了改造党员干部和职工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人的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人物周刊:应该如何改造人?
 
王宏斌:南街村目前最大的困难有二,一是经济上的困难,没有融资渠道,融不到资金,想快速发展非常困难,只能保持现状;二是教育上的困难。南街村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和教育人的,30多年来,我的最大体会,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9+1=0,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村民9天,只要出去一天,就全完了,小环境和大环境差别太大了。好比说,南街村是冬天,穿毛衣毛裤,外面大环境是夏天,你到外面不就得脱光光了吗?尽管这样,我们一直没有放松教育和改造,到外面把毛衣毛裤都脱了,回来后还得把它穿上。
 
人物周刊:一个基层党组织,强调绝对信仰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更有利于调动政治资源?南街村在过去20年来接待了数位中央政治局常委、300多位将军,这对一个村级单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王宏斌:客观上如何应该让大家评说,主观上我没有这样的动机。南街村不到2平方公里,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太小了,对整个国家无足轻重,无关大局。但至今尚未有一个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南街村。
 
南街村多年来每年都要举行两次大的纪念活动,就是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活动和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先进工作者、教师、学生都要参加,形式非常隆重。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从不摆花架子,不做假样子。
 
人物周刊:南街村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你所说“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挂帅,还是得益于大环境?
 
王宏斌: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并不矛盾。改革开放是具体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为的问题,是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再好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如果没有人的思想素质和它匹配,也运转不了,机制、体制只是基础,必须要用先进的文化教育人,激励人。
 
人物周刊:把南街村塑造成“政治典型”,再以此为经济发展谋便利,比如贷款,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南街村模式”?一个村贷款几十亿,在中原是非常少见的。
 
王宏斌:上级领导看到南街村的发展,把南街村树为典型,贷款倾斜,金融开绿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市场因素,是南街村实际的面貌和信用,当时贷款年息一分五,一年5000万,月月清。
 
人物周刊:现在融资渠道堵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宏斌:一是金融政策更规范,金融资本紧缩,二是南街村的信用关系不正常了,本金和利息都还不上,所有银行都断了,是我们自己不讲信用。贷款欠账15.9亿,其他欠账1亿多,加在一起是17个亿左右。
 
 向左打灯,向右看齐
 
人物周刊:南街村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银行贷款?
 
王宏斌:南街村前几年的发展速度,融资渠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南街村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贷款,便没有南街村这30年的发展速度,便没有现在的规模,这是事实。现在融资渠道中断了,就没有高速发展的可能了。
 
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效益好的时候,也有效益不好的时候,这很正常,没有一个企业是一直向上走的。南街村就是靠贷款起家的。中国的发展一靠外债,二靠内债,国家可以,为什么一个村子就不行?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贷款,也没有规定贷款的数额。议论南街村贷款问题,是小农意识、传统观念。
 
人物周刊:基层单位都愿意“向左打灯”,以表明政治正确、以及和党中央的一致,但在实际发展中,却常常“向右看齐”,以保持经济上的增长?南街村在经济上的作为,是否是它在政治上所反对的?
 
王宏斌:南街村并不是经济一套、政治一套。“外圆内方”的策略,实际上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在南街村的具体运用。现在社会上请客、送礼、给回扣成风,而南街村要以严治村,坚持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又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接轨,不搞“外圆内方”是不可能发展的。现在大家议论的南街村改制问题,用“外圆内方”很容易理解。在改制问题上,不要看过程,要看结果,结果是改制这么多年,我们持股人分红了没有?没有。改制是南街村“外圆”的具体体现,通过适应市场经济来发展集体经济,“外圆”使南街村主要干部每人都分一点股份,做上市前准备,上市的目的是为了融资,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因为南街村的企业经济效益不行了,不具备上市条件,这项工作就停了。“内方”就是我们同时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
 
人物周刊:“毛泽东思想”和企业效益的关系?
 
王宏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企业文化,只不过外界对意识形态比较感兴趣。道理很简单,企业创效益不仅是靠机器设备,也要靠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资本主义企业靠经济激励,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积极性就低,给多少就干多少,这种做法是不长远的。毛泽东思想是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个人的得失、报酬是次要的,这能保证员工长久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长久以来的优势,坚持毛泽东思想,从经济上说,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从政治上说是为集体为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经济、政治得兼,何乐不为呢?
 
人物周刊:“共产主义小社区”是你真实的信念,还是迫不得已帮别人还愿?改制不让他们失望吗?
 
王宏斌:面对困境,南街村党委班子还是信心满满要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但我只是个村支部书记,是个农民啊,我只负责我南街村的事,其他地方的事我管不了。希望也好,失望也好,都可能是南街村和我本人不能承受得起的。面对困境,南街村选择的最好办法是干好自己的事。一些关心南街村发展的人过高要求我们了,我们做不到。
 
人物周刊:南街村经济和政治的关联。
 
王宏斌:南街村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核心是南街村这个模式、这条道路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其他地方搞。说不适应的人希望南街村垮台,说行不通,坚持也只是暂时的,长不了,垮台是早晚的事。也有人说南街村这条路完全适合中国其他地方,只有这套模式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才能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来。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点子上,不要同样的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我不能说南街村就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前途,我也绝不会牵强推广南街村的模式和做法,但我会尽力推广南街村企业生产的产品。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乡村民主?
 
王宏斌:这是我一直想的问题。我们的重大决策还是非常民主的,不能让个人独断专行,我决策了的事,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重新复议、考察了解。
 
你们大概也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村一级换届,实行民主选举,最后都是什么人进入班子。那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贿选,是有野心、想发财的人当选,他们想的都是自己的位子和口袋,能为老百姓做什么?现在所谓的群众自觉、自愿、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群众需要有人组织有人领导,否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你们去农村看看,一个村里没有人组织,解放前啥面貌现在还是啥面貌。
 
人物周刊:南街村所谓的探索集体经济实现模式,是否逆时代举动?
 
王宏斌:任何所有制都有好有坏,企业效益也会有高有低。企业搞得好不好,决定因素不在所有制,而在于人的问题。南街村探索集体经济实现模式,是符合党章、宪法,更符合17大精神的,怎么能说是逆流呢?
 
比起私有制,公有制是一种进化,中国5000多年历史,绝大多数时间是搞私有制,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实行公有制,现在重搞私有制,是进化了,还是倒退了?相对外面的私有制,你说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人物周刊:1978年前、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区别。
 
王宏斌:毛泽东时代,是两手抓,两手硬;改革开放30年,是一手抓、一手放,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历史。改革开放10周年时,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教育不单单是指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育,比毛泽东时代,软得太多了。我看至今还是如此。毛主席时代确实吃大锅饭,但要是说那不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那么雷锋、焦裕禄都是怎么出来的?
 
只要走集体经济道路,南街村民就能永远享受高待遇
 
人物周刊:最大成功和失败。
 
王宏斌:最大的成功,是带领南街村在探索集体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最大的失败是永动机。为什么要上永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心情迫切。上永动机是人人不同意,硬着头皮上的,我以为是科技创新。社会的进步是靠科技的进步推动的。
 
牛顿定律否定了永动机,但我的知识水平有限,认识不到一个科学定律能定义几百年、几千年。从科学实验上看,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实验,“666粉”为啥叫“666粉”呢,是因为实验了666次才成功的。
 
人物周刊:是否还会继续“永动机”探索?
 
王宏斌:在南街村全体基层干部会上,我
南街村动物园。城墙外是临颍县城。南街村几面都是围墙,像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南街村的娱乐活动室免费开放
南街村自己印制的福利供应票,每人每月60元
 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
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10年内融化,“赤道雪山”奇观将与人类告别…
成都醉驾案疑犯被改判为无期
[孙伟铭父亲称判决不公拟上诉][更多]
·新疆发布公告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加拿大部长称希望赖昌星能考虑自愿返华·印媒再次宣称中国士兵"入侵印度领土"·山西致277人死溃坝事故现场将建警示广场·河南平顶山矿难已造成44人死35人失踪·推广 | 注意!资金正在流向以下板块!
独家: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中国
[日军国主义不会复活][中国民族自信心重建]
·深度 | “快女”粉丝江湖的“无间道”·军事 | 美军将解放军列为假想敌·博客 | “砖家”点评快女 赌城结婚的明星·互动 | 真实记录一个农民工的北漂生活·推广 | 中信信用卡免费申请即获QQ会员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评价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评价一类人,反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南省南街村王宏斌是一类人的代表,这类人有极强的领袖欲、控制欲。古今中外,这一类人构成了一道道历史的风景线,有的是亮丽的,有的是灰暗的,还有的是绛红色的,因为它染上了牺牲者的鲜血。
 
我想说,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些流星般的人物,倏忽耀眼无比,倏忽灰飞烟灭,还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给他们提供了做秀的舞台。
 
我完全不认识王宏斌这个人,说他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仅依据多年来报刊上的消息,特别是依据最近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他属于风险偏好极强的那类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并非一介匹夫,只是一些狂妄念头蒙住了他的心智。
 
例如,他居然投资“永动机”的制造,扎扎实实地被“科技骗子”嘲弄了一番。好几年前,南街村的负债规模已经达到6亿元以上了,按说王宏斌应该改弦更张,再不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但他的收益函数完全不是企业家的收益函数,他心里有一条自己特有的长期收益曲线。他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信仰工程和福利工程上去了,因此遇到了当今社会给他设置的巨大障碍。商业银行总要求得回报,并不总是以“首长工程”马首是瞻;而有意识形态奖赏能力的官方机构却没有资金。资金和意识形态的联姻只是在短时期内共度蜜月。所以,王宏斌的企业群迟早要发生资金链的断裂。
 
再坚强的人也有虚弱的一面,王宏斌也是如此。从记者的报道看,他容易迷信。人一迷信,虚弱的尾巴就暴露了。因为他失去了方向,不那么自信了,于是便想获得神的启示。其实,他先祭起的是“公有制”这尊神,但他不懂如何侍奉这尊神,更不懂得只有在公共领域这尊神才有所作为,于是便败下阵来了。而宗教中的神只能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王宏斌却想要它有更大的作用,当然也注定一无所获。
 
从更大的尺度上观察王宏斌的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还没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极端意识形态幻觉以及支撑这种幻觉的社会链条,这促使他披挂上阵,鼓舞自己的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另一种是中国社会平地崛起的市场经济网络以及支撑这个网络的社会利益集团,它给王宏斌出了数不尽的难题,迫使他解甲归田。
 
也许王宏斌会哀叹命运的不公,但我愿意为他指点迷津。至今中国农村还有不少村庄好端端地顶着“红帽子”,它们的庄主或领袖仍然人前人后,风光无限,为什么他王宏斌就要拱手告别弟兄们?公有制这个东西,若放在经济学家所讲的私人物品生产领域,要么走向“异化”,大大地“辉煌”一个时代,要么按照红色教本上的要求,严重地丢失效率,搞得当事人灰头土脸,丢盔撩甲。公有制这个东西放在公共品生产领域,若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它运行,也会走向“异化”。
 
按我观察,以集体乡镇企业崛起的村庄,凡成功地扩张,多依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高度控制,所谓集体决策机制已不复存在,这种利益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可以在一定时期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相反,如果凭借集体成员的“红色觉悟”来维持管理和劳动的积极性,一定走入死胡同。因为乡镇企业的这种“成功”,才养得起集体农业,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从记者的报道看,王宏斌没有培育起“异化”集体企业的家族资源,所以他注定失败。奥秘正在这里。当然,“红帽子”不能永远戴下去,“改制”的故事会丰富多彩,只是王宏斌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王宏斌解甲归田的前景似乎渐趋明朗。如果他能让法官相信他将南街村企业资产的60%划到少数村干部名下完全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他还能全身而退。我自己宁愿看到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不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如果一切如我所愿,王宏斌隐退以后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个悲壮的形象,就像中国古代炼石补天的那尊神一样,他对此坦然领受才好。
 
中国的改革终究不可逆转,但出现几次波折却是有可能的。如果波折太多,王宏斌的故事就还会发生。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我不希望是这样,也不相信会这样。
 
 
戴着“集体”的帽子,吃亏的是普通农民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集体经济这种形式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
没有“集体主义”的农村同样富庶
所谓集体经济应该股份化
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而集体主义明星村里,为什么这一幕没有发生?其实因为反过来回答,并不是因为这些明星村做得很好,才没有发生;而是正因为没有发生这些争执,类似的明星村才能继续辉煌下去。
实际上,这些明星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带头人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他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例如南街村甚至在连正常的公开收购程序都不进行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外圆内方改革,将集体资产大量转化为管理层的个人资产,而村民对此毫无监督权。
我们很难为这种产权不清晰的经济形式继续存在找到理由。如果说要保证农民的分红收益,其实只要从中划拨股份给他们即可。变集体所有制为股份制,除了产权明晰之外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即农民的所有权可以变现,农民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自由。而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例如华西村每户农民名义上每年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收入,但在“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的安排下,奖金收入只实际兑现20%。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和轿车等福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村民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村集体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无论在南街村还是华西村,一旦村民离开本村生活,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农民对自己拥有的那份“集体财产”的权利,比一个股东拥有的权利要小得多,可想而知,如果把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换成股权,他愿不愿意换呢?“集体经济”四个字,是不是恰恰成了阻碍农民换取股权的借口呢?
华西村内三重世界曝村庄下的真实运行逻辑
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它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村庄真实的运行逻辑分别如何呢?
 
转播到腾讯微博
欢迎来到中国最富裕的村庄。
华西村,江苏省东部0.92平方公里多岩石土壤上创建的村庄,成立于1961年。这个刚刚在10月大肆庆祝成立50周年的村庄,在老书记吴仁宝的运作下,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庄,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
从上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魔幻村庄:
中央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每小时都震耳欲聋地播放着一个声音:“如果你想看到一个奇迹,请来华西。”
奇迹是显而易见的:
15年前投资上亿建成的金塔依旧高高矗立,但现在不得不让位于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大高楼,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建造花费了30个亿;
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一排排近乎相同的红顶别墅比肩坐落,住着开豪车的超富豪村民。
人人平等,共同分配,共同富裕,这里似乎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天堂”。这样的形象构筑,50年来,华西村一直单方输出着。
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华西村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
在过去几十年的媒体报道中,无人知晓,真实的华西村是怎样的:是否真的人人享有大宅开上豪车过上千万富翁的生活??那么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华西村经济真实面貌又是如何?这个村子真的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吗?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团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
 
转播到腾讯微博
华西村五位伟人像。
记者_沈玎 孙炯 江苏江阴报道 摄影_孙炯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 (微博) 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导读]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它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村庄真实的运行逻辑分别如何呢?
 
 
转播到腾讯微博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右)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花费了208万的股份。
 
转播到腾讯微博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
五十大寿
 
转播到腾讯微博
10月8日,江苏华西村建村50周年活动,华西龙希大酒店落成,酒店内部金碧辉煌。
 
转播到腾讯微博
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摄影_孙炯
记者_ 杨雄实习生 李丹 张天赦江苏江阴报道
11月2日,吴仁宝的83岁生日。
为庆祝这个华西村退居二线的老支书的生日,这天16时30分,大约200名华西村村民,聚集在华西村地标之一的金塔二楼,为其庆生。20张餐桌,按家族划分排排坐。
18时左右,寿星吴仁宝走到台前,对近期村里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后,就宣布晚宴开始。期间,几名唱锡剧的艺人上台,唱戏祝贺。
这场华西村最重要的人物的生日宴,与20多天前的50周年村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场隆重庆典的筹备期,吴仁宝就定下基调:“内部建设好,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
打造这场堪比春晚的寿宴,华西村自有章法,高调与低调拿捏之间,揭示的正是这个中国最富裕村庄的政治生活运作逻辑。
10月8日,这是创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50周年村庆日。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很少有村庄会为自己的周年庆举办如此隆重的庆典,上亿的花费,30亿打造的中国第八大高楼,1.5万参与者,其中光来宾就有4000余人。
事实上,这样的庆典,华西村早已搞过多次。从30周年起,华西村每隔5年就有一场庆典。
只不过,这次的庆典,是历年来最为隆重的。
一场堪比春晚的晚会
30岁的周丽,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也是吴仁宝的孙媳妇。她的另一个临时身份,是华西村50周年庆典接待工作的负责人。
10月8日上午10时许,1.5万人聚集在华西村龙希国际酒店对面的广场上。
当周丽宣布庆典开幕后,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走上主持台前来。这是这场庆典请到的重量级主持人之一。此外,受邀参加这次村庆的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有98人,还有7位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内的伟人后代。
在往年的村庆上,这样的人物很少出现。
35周年庆典时,大约5000名村民和工厂职工,在村里做团体操,一起舞龙舞狮庆贺;
45周年的村庆活动,采取的是另一种庆祝方式:45面红旗、45头牛、45头马和羊,在华西村内游行。
当主持人吴小莉介绍完五级领导后,接下来的10大项目揭牌仪式、4代华西村领导班子亮相、华西村各个行业的场内游行和文艺表演等,成为这场开幕式的主题。
庆典结束后的第三天,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言说,整个村庆的进程,“就像是我们内部的一次大阅兵”。
他甚至认为,这次村庆中的华西村人赛过“正规军”,从而使村庆达到了“三无”:无违纪、无哄闹、无事故,并保证了“三大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这是一场筹备了将近一年多的庆典。周丽说,华西村党委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对这场庆典进行初步策划和构想的。从今年6月开始,华西村组织专人负责向“五级”领导送报、送书、送函;8月,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和部分班子成员,赴京登门拜访和邀请领导。
在这期间的9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巨大的电子屏上,第一次开始播放华西村的形象宣传片,宣传片上的宣传语为“天下名村,无锡市,华西村”。英文宣传语为“Huaxi, New Village,New China”。
宣传片每天播放50次,这是中国村庄首次到时报广场电子屏“做广告”。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这个宣传片播放以后,我们江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到美国去的江苏人,我们所有中国人,看到了都会十分自豪。”
“仅仅花了100万元,每天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亮相50次,展示的不仅是我们华西村的形象,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形象,太值了!”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孙海燕还是这次村庆的媒体联络负责人。她说,在之前的策划和构想里,闭幕式并未设置文艺晚会这个让整个村庆增彩的项目。4月左右,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受邀至华西村,为“老书记”吴仁宝录制单曲《好村长》时,建议吴在华西村的50年村庆里搞一台文艺晚会,演艺人员由他来邀请。
吴仁宝觉得阎维文的主意不错,说:“好,就委托你。”双方随即拍板。
接下来,阎维文开始邀请各路艺人,韩红、毛阿敏、蔡国庆、冯巩等艺人都被邀请而来,而10月15日的闭幕式文艺晚会主持,则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朱迅和朱军三人担任。有报道称,华西村村庆的闭幕文艺晚会,其规模堪比春晚。
全球50多个国家218家新闻单位的679名记者,受邀前来报道这次村庆。老书记吴仁宝那句“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成为媒体采访的指导方针。在华西村50年的历史中,极少有这么多媒体可以走进华西村做深入解读。
在这次50周年的“集中报道”后,华西村将各家媒体的报道打印后装订成《华西建村50周年——新闻汇编》三本厚厚的册子,页码已排至626页。
Jessica Colwell是一名外国记者。应朋友之邀,他参加了这场庆典。10月18日,他写下了一篇名为《Adventures in Huaxi》的文章。
Jessica Colwell在文章里说:“整个华西村举办这个庆典的目的,看起来完全就像在拍上层的马屁(因为我看不出龙希国际大酒店会有任何潜在的顾客,但却是上层政府领导开会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注意到庆典上的长篇大论,完全就是在表扬华西村为环境所作出的贡献,并且他们对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也有着极大兴趣。所有的这一切,极其符合中国第12个五年发展计划。”
相比国外记者的不解,这次请来主持晚会的的水均益则更为激动。
在《江阴日报》上,吴协恩谈到:水均益在晚会上采访完吴仁宝后,面对众多观众,说了句:“老书记,说老实话,我做过好几百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采访,但今天您说的话,是我听到最启发、最朴实、最有启迪意义的一次讲话!”
到人民大会堂“借”厨师
晚会当天,江阴市公安局从全市调了500名警察,前来华西村帮助维护治安。因为既要考虑到晚会参会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还要考虑到村民到晚会现场后,家里的财产安全问题,华西村仅有的200名联防人员显然不够。
事实上,1.5万人的村庆活动,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样规模的活动,给华西村党委委员、华西集团公司安全负责人谢士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谢在这次50周年的村庆中,扮演着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协调负责人的角色。这也是在华西村做了5、6年安保工作的谢士兴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来的人很多,媒体也多”。
谢士兴在华西村的9号塔楼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并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安装了监控视频。由于村子里的路口很多,大约有10多个,这样的地理空间局势,给安全保障的全方位监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平均每个路口要投入20名工作人员,晚会的内场和外场都布置了工作人员。
谢士兴说,晚会当天“最担心国外媒体记者的人身安全”。他们被安排在村民家里。对外国记者所住的每个村民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一个小区,要在外围设立8个点,小区里面有安保人员进行巡逻。“这个(人身安全)不能开玩笑的。”谢士兴说。
这样严密的安全体系,让华西村在50周年庆典中,并未生发任何的意外枝节。
在整个庆典筹备中,吴氏家族成员是核心:老大吴协东负责龙希酒店的工程进展;老二吴协德是整个村庆活动的总负责人;老三吴协平是这次活动的餐饮总负责人;吴协东的儿媳妇,华西村党委第一副书记周丽负责整个活动的接待工作。
作为餐饮总负责人,在庆典中,吴协平最担心的是采购环节上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市场上有些(情况)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因此,在蔬菜买回来后,他们都将其放在糖冰水里消毒。肉食方面,因为是长期在江阴市一个定点屠宰场订购,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方面,经常在做培训,加上平时接待的人都很多,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了,并不需要在村庆期间做饮食方面的安全培训。”吴协平说,此外他还通过建立厨房里厨师的行政体系,来保障饮食方面的安全。
在厨房里,行政主厨下辖三个行政副主厨。每个行政副主厨负责两块,一个管切菜、配菜,一个管烧烤、冷菜。此外,他们还要管一个中餐点心和西餐点心。行政副主厨下面还有厨师长、副厨师长,这样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人把关。
“此外,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借’了一批厨师来帮我们。对方一共来了7个人,1个西餐,5个中餐,一个搞服务。”吴协平说,整个村庆期间,每天大约需要5000斤蔬菜和20头150斤重的猪,才能满足餐饮的需求量。部分牛肉需要进口,货源来自澳洲,但量并不大。
“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
华西村35周年庆时,吴仁宝曾提出一个要求:不收礼品,只收意见。
15年后的50年村庆,吴仁宝说:“我们收礼了。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人家对我们如此郑重地送来了贺礼,那么我们也要讲究情义,礼尚往来,一要向他们赠送一些戏票和村庆活动开幕式、闭幕式入场券,二要请他们参加宴会,以表我们的深情厚意。”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村庆收受的礼品,多为华西村的一些老朋友为了恭贺龙希国际大酒店落成而送的。不过,吴拒绝透露收受礼品的数量。
在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大堂和部分楼层里,摆放着张大千和李可染等古今名人的字画,以及各个朝代的瓷器、绣品和雕刻等艺术品,共有7000多件。其中,一个珍贵的原木“小叶紫檀”价值高达8000万元。
在这幢大楼的五大会所里,分别摆放着五头各达一吨重的金牛、银牛、铁牛、锡牛。其中,金牛和银牛通过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长杨自鹏、香港谢瑞麟珠宝创始人谢瑞麟、清华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等20位专家的鉴评,并被中国工业美术协会和金属专业委员会评为“天下第一金牛”、“天下第一银牛”。
“当时,金牛的造价为2亿元,现在已增值至4亿元。”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
由于参加村庆的人员太多,场地只能容纳两万人,不可能所有人都去,所以周边村的村民只能选择一些代表参加。“搞奥运会,中国13亿人要不要都到鸟巢去看?华西是一个村,也是一个企业,很多事情,需要平等地来看华西。”孙海燕说。
而华西村村民王兴则说,如果不是熟人送他家5张门票,他根本就不想去看。这次村庆中闭幕式庆典晚会的门票从500元至3000元不等,观众在晚会上的座位也因票价的高低而不同。“500元的票,太远了,什么都看不到。”
从金塔到龙希
事实上,这次村庆的最大卖点,并不是闭幕式晚会,而是华西村地标的易位—昔日的金塔,被328米高、70多层的中国第八大高楼—龙希国际大酒店所取代。
这幢造价为30亿元的摩天大厦,在10月8日村庆开幕式当天,被当做这次庆典的献礼,正式剪彩开业。
大楼呈三足鼎立之势,最顶端是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球体。大楼里面,共有826间客房及可供5000人用餐的设施。在大楼最顶端的金黄色球体里面,还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旋转餐厅。
位于大楼60层的金会所,将这个大楼推向奢华的极致。前厅的走道上,一头用一吨重的黄金铸造的金牛,矗立在前厅中央。在这层楼的总统套房,一天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
华西村财富的增加,不断被放进另外一个空间里,对外高调宣扬。《纽约时报》如此呈现:
“高大的摩天楼,它的顶端是巨大的金色球体,永远不会赢得建筑学的认可。但它会增加华西村的吸引力,这个村庄的创始人自信地预言,这会增加华西村的旅游收入。吴仁宝说,这栋建筑意味着将增加华西村一半的面积,3000个就业岗位,以及大量财富的增加。”
如果说,龙希国际大酒店极尽物质之奢华,那么华西金塔则彰显了另一种政治宣示。
1996年竣工的华西金塔,高98米,共15层,造价为1.2亿元。金塔的设计者是吴仁宝,这个之前一直被当成是华西地标建筑的塔楼,一度是华西人的骄傲。在华西村,曾有“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的说法。
在金塔的顶楼的前廊和右侧的墙上,分别悬挂着吴仁宝和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1992年5月24日,李鹏在华西村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8年后的2000年2月22日,李鹏再次在华西村题词:“华西村真正有希望。”
在金塔的阳台上,分别陈列着送子观音、弥勒佛,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等镀金塑像。一位网友调侃:“在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
这样的摆设,同样出现在华西村的“华西幸福园”。在这个园区里,刘胡兰、董存瑞、耶稣、圣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塑像共聚一园。
这契合了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考察了华西村后所说的:华西村是亦土亦洋,亦城亦乡。
村庆期间,有一些媒体在报道里称,华西村耗30亿巨资建龙希国际大酒店,是“炫富”。
对于这样的负面报道,周丽说:“我们无所谓,富不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华西的富,敢拿出来,说明还是光明正大的富。我们不会有携款逃到国外,也不会把官当到省里去。我们就是在这片土地好好经营,做好我们的工作,你们说什么我们无所谓。”
“就像我们新书记说的,让他们去炒。他们炒了,人们会想到我们这里来看,反而对我们有益,来了就知道我们富不富。他们只看到我们消费,没看到我们华西村的青年人都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都超过8小时。这种辛苦他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的钱是我们奋斗赚来的。”
在这些外界异议声中,每个早晨,吴仁宝依旧在礼堂里,面对数百名观光客发表冗长的演讲,赞美华西村的繁华以及北京政府的明智和远见。
华西村人似乎从来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荣光,他们熟谙华西哲学的一套章法。
老书记吴仁宝为50周年所定的基调,现在已经被接班人吴协恩微调成了对未来十年繁荣的自信预期:“内部建设好,对外少报道, 60周年 集中报。”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华西村的“反对派”
 
转播到腾讯微博
华西村村民戴进兴。
 
转播到腾讯微博
竖立在华西村工业区的新老书记像宣传画与排污的烟囱。
记者_ 季天琴 杨雄 实习生 徐雨雯 江苏江阴报道 摄影_孙炯
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11月7日,为了见记者,这个华西五村的村民特地从北京赶回了江阴。在一家民房改建的小旅馆里,戴进兴露面了,脸上带着地下党接头时才有的那种谨慎。当天,他的裤兜里,有两部手机、四张手机卡,还有一个三星的录音笔。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10月10日,他被关进江阴市拘留所,拘留十天。戴说,他一直都想搞清楚自己是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不过直到现在,他和家人都未看到拘留证。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怨报德”。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村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在回应的开篇,吴仁宝便高度赞扬了村庆让领导和嘉宾“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更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富华西”。同时,他特意指出,戴还准备了“四条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五十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吴仁宝和影响村庆活动”。
显然,此举已经被看做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反对派”的民意基础,并未像戴进兴他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透露,戴进兴他们是被人检举了,检举人原本是个多次上访的同志,“现在在老书记的等待下,不仅理解了,而且有立场、有觉悟”。
检举人被华西村赞扬为“既关心了大华西,又关心了闹事人”,如果不是事态得不到及时控制,“恐怕戴进兴也不只是依法抄家,处治安拘留10天,罪责将更加严重”。
华西村村委认定戴进兴有鼓动游行的嫌疑,但戴本人坚决否认。他澄清说,《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并没有吴仁宝说的10万之多,只印刷了4000份,另外,他还以“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名义转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也是4000份。
他用手敲打眼前的这份《规定》,告诉记者,“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每个条款都契合华西的情况。”
至于村庆期间的游行,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他只是想挑个合适的时间,给自村的村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到华西村的土地上”。
对此,王玉虎透露,9月份,他们本打算动员老年人,10月7日为了养老金去各村村委请愿,但是考虑到当天国庆假期,于是作罢。10月4日晚上,五村的民营企业家查永恩请老戴和他去喝茶,劝他们“别人办喜事,你们别发传单和闹事”,他们也完全取消了村庆前后有所动作的打算。王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查,后者的生意做得大,在当地有口碑。
不过,华西村显然还是不放心戴进兴。10月9日,戴进兴被带走,当晚9点至12点,警方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小册子和传单,还有四条横幅和200个白底泡沫的牌牌。横幅和牌牌上书“还我蓝天”、“还我土地”、“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要求村务公开”等内容。
戴称,对方抄家抄得很仔细,那份有百名老人签名的《告全村老年同胞书》的原件,他一直压在床头柜的下面,也被抄走了。这让他深感惋惜,因为“这东西将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他对拘留所的唯一印象就是“冷”,年纪大了,不御寒,家属送到拘留所的羊毛衫和袜子都没收到。他称,提审时,问来问去都是那些—材料谁写的、谁指使的、复印的费用哪来的?戴自己一直坚称这都是自主行为。
不过,在吴仁宝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江阴日报》上,吴称,“戴进兴之流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忽悠了”,“某些人承诺,如果为此被拘留,一天付工资1000元,如果为此被判刑,吃了官司,一年付年薪30万”。
戴否认了这一点,称对方并没有证据,“胡说八道”。
戴进兴的人品也受到严厉指责,华西村称其是“不讲诚信,不讲原则,出尔反尔”的人,原因是他拿了两套公寓房,转手卖掉赚了28万元,至今仍赖在已经作价给集体的老房子里。
对此,戴本人承认属实。作为并村中少数没做赔本买卖的人,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强硬”。他认为,这些实惠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商机,此外,自己“懂一点政策”,知道丧失宅基地、新房没有产权意味着什么。
10月9日,王玉虎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在那待了一天一夜才被放出来。出来后,王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去上班,月薪两三千,每天要求去报到。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在讲话中称,“如果他(王玉虎)继续恐吓,无理取闹,也就不是去派出所谈谈话那么简单了”。
“非党管党的较量”
当戴进兴极力否认时,华西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主谋。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不点名地指向了华西五村的某个民主党派人士。10余天后,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直指“查三毛恐吓撞骗,狗胆包天”。“查三毛”就是五村民营企业家查永恩的外号。
今年53岁的查永恩为华西五村“查家基”人—当地的小村落几乎都是以姓氏开头的宗族,血缘仍是联系村民的纽带。查永恩家族兴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三,这个出身贫穷的供销员在发达之后,还带动了老四查解恩、老五查新华的兴旺。
王玉虎称“五村情况复杂”,主要指这个家族内部的分化和整合。在村民们看来,目前戴进兴的老板、老四查解恩和老三查永恩是“一条心”。另外,查的大姐夫吕育才去年刚被提拔华西五村的村支书,享受专车、司机,还有30万的年薪,这被村民解读为华西村“想搞平衡”。其弟查新华跟吴仁宝四子、新书记吴协恩的连襟成了亲家,被村民认为是“华西村的人”。
戴进兴认为,对方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导致引起了对方的“妒忌”。查曾出资5000万成立了环保科技公司,回收附近的工业废酸,去年,他还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查的政治动机由此备受华西的质疑。在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查三毛”的“三假三大”:假代表,大官迷;假慈善,大骗子;假民主,大流氓。
会议称,查表面上做慈善,实际上都是“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他经常炫耀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在北京中央都认识人,“小人得志,四处张扬”;另外,查虽然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他不是真民主,“不是真的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这就成了“非党要管党的一种较量”。
会上还罗列了查永恩的一些错误言论,比如说,他曾告诉老书记要多关心民情,“不拆老百姓不欠债,拆迁了,拆得老百姓一身债”,由此说明查是一个“妖言惑众的政治流氓”,甚至他的属相也被拿来说事,属狗的查永恩成了“疯狗”、“冷脱狗”、“赖皮狗”。
这几乎已经接近于村妇吵架。
查永恩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查姓本家透露称,查永恩最担心的是华西村指其用“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会使其信誉受损,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另外,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互相担保的关系,查也担心,华西村对其的批判,会引起其他老板的恐惧,从而不敢与他产生往来。
不过,华西村并不打算收手。华西村村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提出,要另外划出一个“查家村”,“有人愿意到查家村的就到查家村”。另外,“幕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一定要大白天下”。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戴进兴,在上过报纸后名气大涨。10月下旬,有6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找到了戴进兴的院子,要做调研。其中一位李姓女生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准备排练一出《理想国》的戏剧,来华西村是为了采集素材。
不过,他们进院子不久,村干部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杀到,要求他们离开。情急之中,李姓女生借着上厕所之机,塞给了老戴一张面纸,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经历,显然让戴进兴更感不安全。11月8日,记者再见他时,只隔了一天,他又添置了一部新手机,一个新号码。
繁荣还能持续多久?
 
转播到腾讯微博
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摄影-杨曦
特约撰稿_ 温克
华西村从来不缺乏公众关注。最近的热点是,华西村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50周年村庆活动,并为此建造了一座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突兀地立在乡村田间,显得分外扎眼。著名的金塔之后,这座名叫龙希国际大酒店的高楼俨然已成为华西经济繁荣的最新图腾,无时不在张扬着华西村的繁荣。
在老书记吴仁宝的长期运作下,华西村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和中国大地上的类似标兵相比较,大邱庄的神话早已破灭,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范也已成笑谈,唯有华西村长盛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始终扮演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灯塔。
与此同时,对华西村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沉寂过,这座高楼及其豪华装饰再次激发了新争论,华西村是否在炫富?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华西村村民的财富是否是囚笼中的画饼?
从公开数据来看,华西集团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预计达到600亿。但销售额说明不了什么,企业经营利润和纳税额才真正反映经营状况。华西村旗下产业众多,公开信息有限,其真正经营状况外人无法知晓,不过根据目前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不妨对其旗下一些重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
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最重要的资产板块了,这是一家1999年起就在深圳上市的公司,长期业绩表现尚可。根据其最新公告,公司坚持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业务涉及化纤、毛纺、服装、针织等纺织相关行业以及商业与热电业,力主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值产品,形成了聚酯纤维和毛纺两大核心主业。但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该公司上半年与集团母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自2011年5月起公司不再生产经营精纺呢绒、热电及特种纺织品等业务,理由是这些业务板块竞争激烈,赢利能力较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华西集团的经济版图里,上市公司这一块乏善可陈。
长期以来,钢铁是华西集团的支柱型板块,华西集团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了钢铁厂。不过从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以来,钢铁行业整体上开始走向不景气,华西钢铁在整个钢铁行业中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又不具备技术引导能力,因此钢铁板块的获利能力自然平平。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两个钢铁厂的主页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更新了。
最近这些年,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和张家港进行了积极开发,由于其独特的政策优势,这些年应该是华西集团旗下重要的现金牛。不过随着房地产开发大环境的改变,偏安一隅的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景未必乐观。
在布局网络游戏、动漫电影之后,华西村也野心勃勃地进入了网络科技产业。吴仁宝的孙子、华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喜耀表示,电子书将成为华西村IT业布局中的重点部分,华西村未来将整合旗下网游、动漫电影等业务,推出电子互动娱乐整体平台。IT创意产业将成为华西村继传统工业、金融业、旅游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从而逐渐实现华西村“轻资产、高利润率化”的产业结构梦想。面对国际同行巨头的压力,国内电子书、网游、动漫行业的领导型企业如汉王盛大等都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孙这种美妙的设想,何时才能变现,令人疑虑。
华西集团下属企业还有江阴市华士金属材料制品厂、江阴华西染整有限公司、?江阴市华西纺织厂 、江阴市华西热带厂?、江阴市华西高速线材厂、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公司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竞争性的行业,而目前这些企业的规模决定了其不可能有太强的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公开报道,华西村目前的掌门人吴协恩在2003年就提出向金融服务业拓展,这些年通过入股以及与银行、债券公司合作,借脑发财。目前,华西已拥有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并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这金融控股框架能产生什么?不必妄加猜测,但是在目前货币政策收缩,资本市场黯淡的大环境下,这个金融控股框架的利润回报率恐怕不容乐观。
按照华西村官方最新的说法,今后经济发展的十大项目是:远洋物流、海洋工程、龙希大楼、空中旅游、航空公司、山林喷灌、化纤核钢、能源开发、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其中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语焉不详,化纤核钢前面已经部分提及,远洋物流和海洋工程则主要依赖规模与专业能力,我们不妨分析下航空公司这个项目。根据华西村发布的消息,花费9000万元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又花1000多万元修建了停机坪,推出“空中看华西”项目,平均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要3万元左右,游客每人每次1000元。不用多说,哪怕想体验空中看华西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已经是一个亏本的项目。另外据悉华西村准备筹办一个华西自己的通用航空公司。在目前航空业普遍经营维艰的状况下,这个项目要能成功,那恐怕是奇迹。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下曾经以“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命名的摩天大楼。花费几十亿,向空中增地,在土地资源并不稀缺的乡村,这是一个怪异的想法。这个耗资30亿的大楼,华西村官方的真实目的是着眼于华西村的大旅游概念,即“做大旅游业,转型再升级”。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每年有将近200万各色游客前来参观华西村,这个特色旅游能带来近2亿的现金流,这也许是华西集团旗下最靠谱的利润点了。但是参观完这个大楼所需要的门票就要1000元,这个旅游群体中多少人愿意在这样一个怪诞的地方花费千元来体验一下这个五星级酒店的独特?很难想象。
有一种说法,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都面临一个所谓摩天大楼的诅咒,那就是由于运行成本、安全考虑、环境等等因素,300米以上的超高大楼其实已经失去了经济合理性,对于其所在的经济体来说,往往也是沉重的负担,甚至标志着经济由盛转衰的开始。不管龙希大酒店是否能逃开这个诅咒,庆典的繁华和喧嚣过后,谁来为这个大楼埋单,恐怕是华西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上述概览性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华西集团属下的这些经济组织,要么业绩和资质平平,要么并不符合市场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竞争越来越依靠专业能力和人才的背景下,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华西村的繁荣还能延续多久?这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驱逐的疑惑,328米的摩天大楼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种疑惑。
外界的这些质疑声音,对于依旧被政治光环笼罩的吴仁宝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团队在应对公众质疑方面已经有着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华西村或盛或衰,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是华西村村民。华西集团是集体企业,华西集团的资产属于所有华西村村民,他们才是华西的主人,他们的千万账面财富都依附在华西集团那不为人知的财务账簿中。村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才真正决定华西村的未来。长期以来,华西村普通村民的面目被抽象了,声音被湮没了,不过正如“华西村的‘反对派’”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已经登场,只有更多的来自内部的争论,才能揭开华西村的神秘面纱。
(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跟踪观察华西村)
(南都周刊
明星村的财富来自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家的创造力,“集体经济”并不是明星村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块。

第三篇明星村:传奇与现实——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


        传奇与现实——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传奇与现实——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
评注:在下面所列的三个明星村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专制化和家族化。去除这些特点,而是民主化,还能成功吗?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把中国的农村实现公司化,但不是股份制的公司化,而是公有制的公司化(既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不同又与曾经有过的公社的管理制度不同),将如何组建和运转?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1)华西村换帅背后在今年这个酷热难当的夏季,吴仁宝终于可以歇一下了。在做了48年华西村的当家人后,在华西村7月党代会上,其位子由其四儿子吴协恩接任,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决定退于幕后。十年前,同样是夏季,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以另一种方式“退隐”,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自此后大邱庄“首富村”的神话不再延续。与华西村、大邱庄齐名的还有河南的南街村,在这个夏季,依然有不少年轻的观光客来到村里,他们在“东方红广潮上,在十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一批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样的明星村庄。它们如此耀眼,以至于观者云集,溢美之言无数;它们又如此独特,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发展之路迥然相异。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的时候,它们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时,它们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时,它们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它们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问题的复杂在于,它们在这样的模式下,在经济上却创造出了(或曾经创造出了)“奇迹”,产值获得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增长,农民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都可以得到集体资金的保证。对于明星村庄很难说它们有没有更好的道路选择,也许历史是一种必然。五千年的农业传统,最近四五十年的政治经历,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的这些明星村庄,很好地反映了自身的政治文化性格。华西村换帅背后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他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干到80岁”,今年7月5日,却出人意料宣布换届,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经选举接班。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治下,华西村从19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华西村2000多名村民,现在尊称他“老书记”,因为他一直高举“共同富裕”旗帜,给村民带来人均6000美元的年收入,给每户配备了小轿车,给每家建起了400平米以上的别墅。40多年来,外界既惊诧于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更对神秘的华西村充满好奇,而对华西村的质疑,也从没停过。或许,不读建国54年来的政治史,就无法理解华西村的发展逻辑;同样,如果不锁定吴仁宝的农民身份,也无法读懂华西村的今天和过去。新老交替的时刻,“天下第一村”在展望未来的命运。谜样华西村从沪宁高速公路前往江阴市,“华西村”牌烟酒的广告牌,不时出现在路边,“华西村”三字铁钩银划,应是出于毛泽东书法的集字。华西村位于江阴东部,相距约20公里。“看见一座宝塔的地方就是了,”司机告诉记者,“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宝塔的顶部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导游小姐说,“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根据资料的介绍,这座塔投资1.2亿元,于1996年建成,高98米,共7级17层。塔的进门处有标牌:天下第一塔。上塔观光需购10元/人的门票,两座电梯均有专人值守。站在塔顶临风眺望,南边数百幢别墅像方阵一样整齐排列,青翠的松柏成行,与红色别墅相映成辉,四周有高墙包围,几个出口处都有保安把守,盘查森严。塔顶北边的走廊内,供奉四尊雕像,分别是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导游小姐说,“是老书记的安排,分别代表着财寿禄以及教育。”金塔的第一层被辟作商场,二楼有14个餐厅,三楼是康乐中心,四、五楼是会议室,六楼到十四楼则是客房。宝塔西边是一个大操场,两座建筑造型分别像龙和凤,中间则是一个舞台,右边的凤形建筑不够神似,游客每每误认为是母鸡,导游小姐总是即时予以纠正。左边的龙头,则连着一条1000多米的长廊,通往村庄各处,号为“千米巨龙”,灰瓦遮顶的“巨龙”分两层,下为两车宽的道路,上则辟为小商品批发市常这个操场的正式名称是“龙凤广潮,以前村里每周召开的全村大会就设于此,开完会后,舞台上照例有戏剧演出,在去年兴建“民族文化宫”后,这里变成每年举行全村“万人宴”的地点。龙凤广场的旁边,就是别墅区的北门入口,两位保安把守,没有导游小姐的带领无法入内。不过即使进入,也只能参观指定的两户。这里还有一景:所有别墅均有走廊连接,然后通往全村各处,号称“万米长廊”,初衷出自老书记愿望: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出门即使下雨雪也不打桑华西村值得一看的景点,还有张家港河边的华西公园,这里微缩建设了美国国会大厦、法国凯旋门等建筑,吴仁宝为此处取名“世界图”,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华西村的村民,从此可以“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另外,华西村的农民公园中,则有弘扬孝心的“二十四孝亭”,还有一个桃园,讲述的是三国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的故事,但“三结义”一幕,张飞爬在树顶,关羽蹲在树枝上,刘备坐在树根旁,据说是张飞提出谁爬得高谁是大哥,但“树高千丈叶落为根,所以树根最高最大”,机心独具的刘备仍旧胜出。这一华西的当地传说,或许有助我们理解此后吴仁宝挑选接班人的苦心。吴仁宝的体验汽车在“千米巨龙”里左弯右拐,停在一座1970年代修建的楼房边,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已75岁,仍是满头乌发,一套合身的蓝色绸衫,耳边金耳环、颈上金项链。厅内两张米色布包的老式沙发,几张小藤椅,一张小方桌。贴墙的木条桌,摆着四个寿星、一个财神,还有一个几绺长须的儒士雕像,细看是陶渊明。楼下共三间房,楼上卧室,没什么家具,也没法放家具,因为所有的房间墙壁上,都挂满几排照片,全部是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与吴仁宝的合影。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吃一碗只放油盐的清汤挂面、夹一块只蘸些酱油的白豆腐,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从7时到7时30分,是一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因为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赵根娣说。“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作为例证的是,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还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眩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拒绝了调职异地的安排,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在当时政坛上也传为奇谈。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这个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丢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华西村特色艺术团副团长计丽静则说起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备有一个特别节目《三杯美酒敬亲人》,“一般我们接到通知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大领导来”,这个节目的创意,是在表演进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领导往往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华西村的第一面“红旗”,自“农业学大寨”始。当时的华西,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燃烧起来的吴仁宝,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回忆,当时村里编了歌谣鼓舞士气,“小孩怎么办?拜托隔壁老太太;淘米做饭怎么办?路上跑快快。”一唱一和,声震田野。这面红旗升起时,不为人知的是,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告诉记者,“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挣不到钱。”吴协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其时华西村外面的世界,“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吴仁宝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也曾被群众组织的“保皇派”保护,还曾被“军宣队”破格起用……1960年代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华西先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继而流传为“做煞大队”(方言:指干活干得太多太累);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刚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而到了1980年代,当地还曾发生过“禁止到华西村参观”的事件,结果反而惹得好奇的人蜂拥而至。“华西村就在告状声中,名气越来越大,”吴协东告诉记者,“但村里从19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1970年代做小五金,一直在断断续续搞工业。”“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不过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应该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的党委会开到凌晨两点,”吴协东告诉记者,“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在吴协东眼里,这毫无疑问“也是一次政治冒险”。吴仁宝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华西村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吴协东只透露了一个数据,“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华西村完成的另一个动作,至今也让外界迷惑,那就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华西村股票上市,是其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上市指标炙手可热的年代,华西村首创“村庄上市”先例,于1999年上市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这笔资金后来用于电厂扩能、毛纺厂技改,以及新上一个化纤项目。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告诉记者,毛纺及化纤已成为华西的支柱产业之一,宝昌化纤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15亿元(其中烟酒约5亿元),今年将达到25亿元。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叫声爸,给你买块马蹄酥”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2002年11月之前,华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均由吴协东担任,吴协东是吴仁宝长子,现年55岁。吴仁宝共有4子一女,女儿吴凤英年龄居中,48岁,她出生这年起,吴仁宝开始担任村支书。除了她的名字,4个儿子分别名为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据说是分别寓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之意。一直到25岁,吴凤英没有叫过一声爸。“我小时候不理解他,”吴凤英告诉记者,“妈妈要到10多里外的棉纺厂上班,整天不在家,而爸从不管我们死活,只知道带着村里人干活。”吴凤英只比三弟四弟大几岁,却充当起又当姐又当妈的角色,“上学时一边蹲一个,割猪草时后边也跟两个。”而大哥和二哥,这时已被父亲分派出去干活,“一天挣1.96元,自己得0.36元,其他交给村集体。”在她15岁时,吴仁宝曾作过尝试,“叫一声爸,我给你买一块马蹄酥。”凤英掉头就走。25岁,大年初一,出嫁的日子。“快叫啊,都要出门了。”媒人一个劲催促跪在地上的凤英。“我当时嗓子发干,终于平生第一次叫了声爸,”吴凤英回忆这一幕仍不免泪下,“他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快走吧’。”这可能是吴仁宝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泪。在记者向他求证时,这也是他第一次拒绝回答问题。在5个儿女逐渐成人的过程中,吴仁宝为他们逐一分工。吴的老伴赵根娣告诉记者,“大儿子协东做木匠,二儿子协德做泥瓦匠,女儿学裁缝。”从7岁开始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的协平,后来学了烹饪。“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赵根娣认为,“有这几门手艺,家里可以自己盖房子、缝衣服,吃穿住都不愁。”这一当初的家庭分工,现在演变到华西集团: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协德主政钢铁产业,凤英身为服装公司总经理,而协平则为旅游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餐饮等服务行业。协德当兵复员到县机关工作,吴仁宝命令他回到了华西村;而凤英的丈夫缪洪达,原本是一个国有大厂的技术员,他成婚后也被要求辞去公职,到华西村做上门女婿。几个儿女的婚姻,同样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根娣告诉记者,“4个媳妇都是我挑的,我都很满意。”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协恩身上。他11岁那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早夭,看着以泪洗脸的孙家夫妇,吴仁宝决定,把协恩过继给他们当儿子。在当时农村,过继意味着被父母遗弃,是很羞耻的事情。吴协恩刚开始死活不愿去,“我们只有帮着做工作,”凤英后来告诉记者,“爸爸讲话,牙齿可当街沿石(注:方言,意为一言九鼎),要维护他的面子。”协恩最终顺从。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只剩孤女寡母,“我们不要他做儿子了,要他做女婿”,面对主动上门的媒人,赵根娣当时大吃一惊。协恩这时已有了意中人,是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在父母最终决定他的婚姻大事后,协恩选择了离家参军。他在部队曾给凤英写信说,“姐姐,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你生了女儿,就当是我女儿吧。”“我一直想了一年多,父亲为啥这样干?”吴协恩告诉本报记者,“后来我认为,父亲为村里考虑太多了,他已经把华西当成一个大家,大哥、二哥、姐姐、姐夫,既然都为华西作出了牺牲,我个人又算什么呢?”1985年11月,吴协恩退伍回村,与孙家女儿阿小成婚。其后,他在村里当过驾驶员、供销员,曾被父亲派往黑龙江扶贫,在一个边荒小镇苦干几年,建设“黑龙江华西村”。再其后,吴协恩以“华西村”三字为资本,创立宝昌公司,“华西村”牌烟酒,即出自他的运作,时至今日,宝昌化纤公司已成为华西集团中排名第二的企业。吴仁宝在换届的党代会上,曾这样解释:要说知识面,协东比阿四(吴协恩)广,要说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协德比阿四强,主要还是考虑阿四比较年轻。如果选协东,只好干五六年,选协德,也只好干10年,而阿四可以干21年。“我不是因为阿四听话才选他,”吴仁宝回答本报记者,“而是因为他既听我的话,也考虑该不该听我的话,不该听的他不会听。”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吴协恩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爱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会不会选择做吴仁宝的儿子?吴协恩说,“我这样回答你,我年轻时的确有过这种想法。”吴协恩和他的几个哥哥一样,高中学历,但他小时候喜欢听书,年轻时则要求自己跟老人呆在一起,他认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弱点,例如20岁时容易冲动,30岁时以为自己很成熟,40岁就认为自己老了,50岁了却又反而不服老,“而我不想犯这些同样的错误。”吴协恩喜欢下象棋,但从不看棋谱,“一看就掉到定势里面了,我喜欢自己琢磨。”这个回答有点像吴仁宝。老书记的格局2003年7月4日上午,吴仁宝在全村党代会上,宣布推荐吴协恩为书记的惟一候选人。他在工作报告中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次日上午,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眩同样全票当选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吴凤英等人。在两年半前的党代会上,吴仁宝同样是以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这次他零票。7月12日,吴协恩在书记会议上首次讲话,他提到,“要开创华西村工作的新局面。”华西村党委是该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规则一般是由书记提出议程,先召开正副书记会议,然后召开党委委员会,由于党委副书记同时兼华西集团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而党委委员一般都兼集团公司副经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华西村村委会主任由吴协德兼任,村委会在华西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按道理,村委会应当是集体资产的代表者,但党委会无疑在行使这个职能。吴仁宝现在新设了一个“总办公室”,他担任总办主任,这个机构的职能是监督集团公司等。华西村的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因此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上班时间从早上7时至11时,下午1时至5时,这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作息制度。一般村民的年收入只在3万多元/人,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他的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龋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假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龋“华西村的会特别多。”金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晚要开党委会,讨论村里的事务;而在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各单位也要组织学习新闻时事、吴仁宝的最新讲话精神,以及单位的各种政策。每个周末,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外地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在这些大会上,华西村特色艺术团的演出是压轴戏。艺术团的节目取材于华西,必须寓教于乐,例如《人人爱唱“六爱歌”》、《十富赞歌》、《十穷戒歌》等,还有教育干部知错就改的《小过关》,要求干部之间不嫉妒的《将相和》。记者数了数,共有大约9部“样板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戏他已经看了不下10次。艺术团团长由吴仁宝兼任,这也是他的惟一兼职。这个艺术团61人,一年总开支300多万元。实行半军事化管理,6时起床、22时回宿舍、22时30分熄灯。华西村没有卡拉OK、酒吧、咖啡屋、网吧等设施,只有一个理发店,晚上9时关门。村民晚上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在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严禁黄赌毒等条款,如发现有村民赌博,举报者可获得1万元奖金,而村民将被没收财产逐出村庄。数十年来,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59岁的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孙浩文现在回到了华西村,在轻钢房屋厂担任技术员,谈起当初离开的动机,他眼眶发红,“都过去的事了,我不愿讲,没什么意思。”他的女儿孙瑾没有回村工作,户口也迁到了江阴市。20岁的李辉一家6口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像他这样的打工者一共有1万多人。李辉不想当华西村村民:“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不过愿意入籍的也多,村里提供的数字,这两年共有606人成为华西新村民。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户的落户费,现在修改为1万元/人,大学生半价。新书记的想法在2002年11月接任华西集团总经理之后,吴协恩第一次讲话时,提出对企业实行“四个制”,即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工代议事制。对职工实行“三个制”,即首位高工资制、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在2003年7月当选后的第一次书记会上,吴协恩提的第一条要求是:我的下属要有自己的想法。在要抓好的6项工作中,列在首位的是“以人为本、制度管人”,第二条是“推行采购招标制”。华西村从1980年代开始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手下也没一人敢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一直是华西村的标志。在历次风潮中,吴仁宝有两个“先进”没有当,一是村集体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二是反思“苏南模式”后,集体企业转制,江阴市的所有企业中,惟独华西不肯变。吴协恩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而目前的华西村,严格意义上说是股份制,“只是集体这一块占的比重很大,个人股本较校”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华西集团集体股份约90%,去年前年村民分配资金1.95亿元,村民个人资本积累已达3.04亿元,比上届的1.19亿元增长了155%。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党委副书记、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是吴仁宝的孙女婿,他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被送到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他建起了华西村网站,开办了外贸公司,今年其出口额3000万美元。村民家里现在可以收到“凤凰卫视”等10多个频道,不少家庭可以上网,宣传室的小朱告诉记者,“新班子上来后,村规民约已经收上去了,正在修改。”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可以打点小麻将,吴仁宝看见以后说,“只打5毛钱的太小了,可以涨到5块钱嘛。”吴仁宝在村里还是不设办公室,也从不带手机,一天抽3包烟,5分钟吃完一顿饭,耳聪目明,牙齿一颗没掉。新书记上任后,提出了“今年100亿、明年200亿”的目标,而华西村去年的销售额是66亿元。从杨红玉提供的数据来看,华西村目前总资产40多亿元,负债率38%约等于14亿元,这一轮新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吴仁宝告诉记者,钢增产300万吨、化纤增产25万吨,这两项就可以增加销售95亿元。吴协恩最近关注的问题是,快速扩张到200亿元的规模,现金流会不会出现问题?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同样在琢磨此事,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内部已经设定了一个警戒线,负债率绝不能超过。”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吴仁宝去年下了定义: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五子”写进了党委会的工作报告;“五子”被编成了锡剧,在村民大会上反复演出,反复宣传。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没有听到一个同样的答案。幸福是什么?从安徽省鹤山县来打工的余红银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华西村村民朱尚达却认为,“有钱没钱不重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最幸福。”特色艺术团副团长、25岁的计丽静,则希望“找到一个爱人,有人疼,无忧无虑、每天过得开心就好”。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说,“出嫁前那1个月,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卸下来了,不用做家务,整天想着新的生活,那个月,我最幸福。”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潮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崛起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孝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矗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癣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外圆内方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剩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南街村的明天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潮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崛起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孝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矗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癣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外圆内方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剩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南街村的明天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潮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崛起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孝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矗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癣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外圆内方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剩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南街村的明天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3)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评注:这三个村都有专制的影子,这种专制的管理方式,其兴衰完全取决于专制者,这与国家是一样的。而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也出现了领导者决定一切的现象。其兴衰也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和作风,甚至良心。如何探索一种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模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许象毛泽东所言,只有民主,只有人民大众的监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现在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则实难苟同。弹指间,一去10年。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一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之囚。从那一刻起,外界曾给予大邱庄和禹作敏的光环逐渐消退,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陨落”。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10年,曾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大邱庄镇政府也将迎来建镇10周年。10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也一直没有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那个人和那个村。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里,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包产到户,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2003年的今天,对大邱庄来说,回首一望十年过,今夕是何夕?10年后再看大邱庄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从天津市区驱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和相邻的村子相比,大邱庄依旧显得与众不同:到处是工厂,马路很宽阔,工业文明在这里继续体现着它的力量。“大邱庄不是以前的大邱庄了。”给我们开车的一位当地司机说,“现在和过去是天上地下,以前工厂都是集体的,现在都是私人的。”汽车行驶到大邱庄百亿路,“百亿路是禹作敏在10年前建的,当初禹作敏雄心很大,百亿路投入100个亿,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即使经过了十年的变迁,百亿路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道路两边坐落着“尧舜”等大邱庄的标志性企业,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百亿路都是大邱庄地理中最重要的一条路。“去年下半年,这里开始活起来。”位于路边的利达公司的门卫孔宪文说,孔宪文说的“活起来”是指大邱庄企业经过了几年的严重滑坡,由于宏观经济的向好,企业开始正常运转。孔宪文来自黑龙江,在这条街上已经工作10年,这些年,这条路经历了大邱庄由盛到衰,又由衰落到复苏的过程。“前几年萧条的时候,这里几乎看不到几个人,相当多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很是荒凉。”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大环境影响,大邱庄的企业开始摆脱连续几年的低潮。孔宪文说,“但和1992、1993年红火的时候比还是相差很远,当时,这条路上人真多,上下班高峰期,走路都要侧着身子。前来淘金的人到处都是,没有地方睡觉就睡在路边。”百亿路的尽头是尧舜度假村,各式各样的别墅罗列在村内,烟雨朦胧中,尧舜度假村影影绰绰。走进大邱庄本镇,稍微显得凌乱,“现在的村容村貌不好了,很多地方脏了也没有人管。以前,村里管得很严格,谁也不敢到处倒脏水,乱扔东西。”司机说。司机指着香港街,“以前人多的时候,别提多红火了,还有俄罗斯的歌舞表演。”10年后看禹作敏在记者接触的一般百姓中,相当多的人认为,“大邱庄衰落了,不像从前了。今天大邱庄留下的东西都是禹作敏在的时候建立的。”时间由此上溯到十年前。“当时村口站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1米长的铁棍,后来才知道,是禹作敏让他们阻止市里派人进村。后来武警来了,再后来禹作敏出事了。”来自静海县城的张先生回忆,1993年的时候,禹作敏指使手下致人死命,后又和政府对立起来,直至最终受牢狱之苦。吴仁宝对本报记者说,他曾经劝说禹作敏收敛,禹作敏没听。如果撇开这些情节来审视10年甚至20年前的禹作敏,则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禹作敏依其个人能力和绝佳机遇使大邱庄在盐碱滩上起飞,堪称奠定大邱庄基业第一人。1976年,身为大邱庄大队长的禹作敏带领村民脱贫,“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禹作敏带领村民使大邱庄从一个小厂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大邱庄遭受非议,面对“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指责时,禹作敏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资本在手的大邱庄迅速膨胀,从1980年代中期起,一个企业裂变成四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相继形成。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黄金时期,大邱庄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当年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春节晚会也时常有这个农民的身影。而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国”里,没有人唱反调,禹作敏对村民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房子、车子、子女入学……禹作敏治下的大邱庄为村民提供了14项福利,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10年前后的矛盾大邱庄泰山路,禹作敏别墅,“已经没有人住了,早先禹作敏就住在这里。”一位村民说,“好久没有人了,他家的人大多不在大邱庄了。”从外形看,禹作敏别墅像一座灰色的城堡,“10年前这里戒备森严”,如今门前长满了野草,“爬山虎”从地面一直爬到楼顶,将整个别墅掩盖起来,如果不细心寻找,几乎找不到院门。“我们都看不到他家人,大概也不愿回来吧,因为这是很让他们伤心的地方。”对相当多的大邱庄人来说,禹作敏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也多少有一种矛盾的心态。“那时过的真是共产主义呀,福利真好,但禹作敏管理也非常严格。”一位村民说。“禹作敏就跟土皇上似的,那时大邱庄打人就像吃面条似的。谁敢偷摸?偷摸一逮着就扒一层皮,老百姓一上街就很紧张。连旮旯胡同,到处都是保卫,自行车放门口,不锁都没事。”“原来很平均,穷人也还过得好,吃喝有保障,当官的住四室一厅,老百姓也能有两室一厅,而现在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连煤气也用不起。”曾就职于万全集团、现在自己单干的孙贵芳说。“但现在我感觉,自由多了,原来不许私人干活,现在企业改制了,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提起禹作敏,也很矛盾,人们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因为他带领大家,把一个破地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孙贵芳说:“如果说禹作敏给大邱庄留下什么,我觉得他留下的是一个基础和多年储备的人才。”大邱庄93社区,是在1993年建立的,一座显得破旧的单元房,记者走到一户住在三楼的人家,门开着,门口堆着蜂窝煤,女主人正在和同伴搓麻将。“现在不行了,什么福利都没有了,老爷们一个月就600多块钱,连烧煤气、孩子上学都不够。和过去比,当然是过去好。”女主人显得很不耐烦,同伴催促她赶紧回到麻将桌旁。在记者接触的大邱庄人中,相当多的人都对昔日“乌托邦”表达了一定的怀念,但大多心理很矛盾,对穷人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回到从前,但在记者接触的相当多的企业界来说,过去仅仅是一种回忆,毕竟和过去相比,自由的空间更可贵,而且有了创业的机制。百亿钢管公司的一位姓黄的处长对记者说,“我们的企业比禹作敏在时的企业还要好,但是他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九龙壁、龙凤阁都是他主倡的,百亿园区也是他在的时候规划出来的。”那几年不堪回首无论村民接受不接受,从1993年开始,大邱庄走上了没有强人的道路,禹作敏彻底离开了大邱庄,撤村建镇,而对于大邱庄来说,在失去禹作敏之后,最初显得有些不适应。“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一位曾经在当时的派出所任职、后为某企业厂长的人形容说。尽管如此,依靠多年的积累和宏观经济的繁荣,1997年大邱庄的经济状况达到历史上最高峰,钢铁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财政收入9000多万。而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和银行贷款以及产权不明确,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大邱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崩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也在随后的几年中跌入谷底,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从1997年以后,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受到影响,2000年是最低谷,财政收入才3700多万,是建镇以后最低的。”“银行不给贷款,市场疲软,成本就很高,有家企业一个月生产销售1400吨钢铁,赚了1400块钱,没法干。但是又不能不干,一放下再干,太难了,不知道还投入多少。而且要保障工人的正常开支。”深层次原因是集体企业的机制问题,在经济上升的时候没有暴露出来,因为有老底子,而遇到困难,人心就散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津美集团”下属某企业一负责人说。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以后,在大邱庄的银行分支机构撤走,外部的资金链断裂,数十亿元的债务包袱还没了结。外界环境的恶化也促进了内部环境的恶化,而内部环境的恶化使得大邱庄必须脱胎换骨。禹作敏的离去,使大邱庄以至整个中国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在大邱庄提前引爆,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早早提上日程。去乌托邦化的努力不忍回首的几年也是大邱庄力图改变生存状态的几年,禹作敏时代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工厂,还留下了一个治理模式,而这种治理模式和禹作敏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旦他离开,这样的模式就发生了危机。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政府就不断地调整这个模式,如果从企业机理上看,大邱庄与“苏南模式”最相近。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大邱庄镇前任党委书记王庆武说:“这种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成了个人的。但产权不是自己的,企业领导只负赢不负亏,亏了就向上级伸手。”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路程,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即将失去“过去”的大邱庄村民也多有微词,“改制就是富了少数人,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公平地讲,回过头来看这场改革,如果不是当时的改制,大邱庄恐怕是过不了这个关,不会在1997年后的几年中挺过去,更不会有现在的复苏。大邱庄模式总结陈词“应该说大邱庄,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这点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当地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假如大邱庄不建镇,禹作敏也没有当初的事件,大邱庄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很难说。”从表面上看,大邱庄似乎是衰落了,但从方向上看,去乌托邦化的努力,大邱庄无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集体经济到底行不行,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吴仁宝为什么不改制,我们不好评价,大邱庄这么多年,就是只做不说,不和过去比,不和其他地方比,做自己的事情,大邱庄目前选择的道路,我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这位官员说。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一旦这个人出事,反映在决策、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也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在谈到大邱庄改制时,他认为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改变多少有些被动,如果禹作敏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够主动提供一套机制,那么大邱庄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大邱庄就会比其他地方领先一步,体制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但这往往是不能‘如果’和假设的。”可以说,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而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陆建华说。而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大邱庄也给无数农村提供了参照系,也为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

相关文章
推荐内容
上一篇:月孛星
下一篇:2017向西村小姐去哪了
Copyright 今日范文网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