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基

中国菜谱  点击:   2019-01-20

刘复基篇1: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绝对优势,称蒋翊武“荣立首功,勋业冠群”者有之;誉蒋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者亦有之(详见《一代英杰——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3期;《蒋翊武烈士传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期;《将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文搞报》1986年10月5日理论版;《蒋翊武论略》,《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等等。)。笔者作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在阐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时,曾经借用过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在蒋氏就义纪念碑上写的赞语:“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请参阅拙稿《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随着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推敲,渐次感到,胡汉民的赞语似乎还不能作为盖棺定论的依据。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的结论是: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充当比蒋翊武更为重要的角色,他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笔者在《蒋翊武》(载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稿中就不再引用胡汉民所撰的碑文赞语。在《刘复基》(载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稿中就提到刘复基在筹划武昌起义中的重要领导作用。然因篇幅限制,来不及详细交代有关论据,阐明有关论点。)。 一   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当较共进会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无需赘述。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应当指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字尧澂)和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胡瑛(字经武)。这4人中,有3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蒋、刘、胡),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会头目(刘);3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蒋);2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3人参加过同盟会,参与萍浏醴起义筹备或响应工作(胡、刘、蒋);2人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3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发动革命(胡、蒋、刘);3人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刘、蒋、詹)。显然,由上述4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战斗集体。   在这4人中,有人说詹大悲的作用最重要。鄂籍同盟会员温楚珩就认为“詹虽未居社长之名,但多年惨淡经营,实具有领导地应。”(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也有人说胡瑛最重要。不少回忆文章都强调,原日知会骨干胡瑛对文学社的指导作用,共进会员陈孝芬还把文学社称作“胡瑛、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3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我们不妨再看看文学社对付几个意外事件时的情况。迄至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前者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综上所述,刘复基不是文学社的一般骨干,而是作为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发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显然在蒋翊武之上。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澂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此话未免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不可尽信。不过,不少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强调刘复基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文学社视为重心”(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胡祖舜:《六十谈往》。)。连文学社骨干何海鸣也认为刘乃文学社的“首领”(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显然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应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人们不禁要问:刘复基为何能在文学社里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作为社长的蒋翊武却要逊色几分呢?个中缘由,应当从刘复基那过人的革命阅历和才具中去寻找答案。   刘复基(1885.1—1911.10)(有关辞书和传记均称刘复基生于1884年,实误。据刘复基后人刘继尧先生提供的族谱记载,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尧澂,亦作瑶臣,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经营一家灯笼铺,复基自幼随居府城,耳濡目染当地哥老会的活动。稍长,充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把才华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订为莫逆之交”。从此,宋教仁“每过常德,必与刘尧澂一会”(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湖南省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第69页。)。华兴会成立不久,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起义筹备事宜,刘复基从中竭力襄助。宋离常时,委托刘复基和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负责联络。   旋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复基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后来,官方查禁甚严,他便于1905年冬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版。)。旋因盘费告罄,复基携数百份《民报》归国,往返于沪、湘、鄂等地,根据同盟会的纲领重谋发动革命。   在上海,他以中国公学为据点,将就读该校的蒋翊武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暗中组织革命力量。湘籍同盟会员杨卓林在沪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他和蒋翊武也从中襄助。   在长沙,他暗中设立机关,推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纲领。1906年夏,他协助禹之谟,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来鼓舞民心,推动湖南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在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过:“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在武汉,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在湖北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1909年秋,刘复基从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汉口《商务报》报馆任会计兼发行人,继而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字六如)取得联系,设法将《商务报》办成该社的机关报。次年春,湘籍立宪党人杨度路过汉口,他与李抱良上门殴打杨度,结果被拘留8小时。不久,复基化名汝夔,从理发店购来假辫,投入新军41标,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竭力发动革命。当杨王鹏和李抱良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时,他也积极参加,出力尤多。难怪李抱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强调刘复基“有才智,自他人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   不久,振武学社负责人杨王鹏和李抱良俩人的革命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被开除军籍。而且李抱良还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另加鞭责。离鄂前,杨王鹏和李抱良就振武学社社务移交问题曾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鉴于以往革命活动事机不密而屡遭挫折,刘复基因殴打杨度事件又已引起官方注目,他们没有把社务移交给革命阅历和才具都很突出的刘复基,而是托之遇事虽有点“忧柔寡断”,才具不如刘复基突出,但其革命活动还没有引起官方注目,又颇尊重刘复基的蒋翊武。照李抱良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象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革命同乡的这一抉择,对于确定蒋翊武在改组后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并不影响刘复基革命胆识和才具的发挥。 二   在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竭力发展文学社的同时,湖北新军中还有一个其影响仅次于文学社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为了团结一致,迎接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两个团体的联合十分必要。在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风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谭人凤受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派赴鄂联络之时,两个团体的代表就已开始商谈合作事宜了。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都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共进会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这是刘复基的一贯主张。据李抱良回忆,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马队纠纷”出现后,他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故有人强调:“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胡祖舜:《六十谈往》。)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蒋翊武等随营外调后,刘复基全面主持文学社社务。为了武昌起义早日到来,他加紧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落实合作事宜,同时又日夜思考着起义方略。据记载,“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复基——引者)一手为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只算是消极的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合作了。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本人建议: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的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团体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9月24日,刘复基和孙武在胭脂巷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根据刘复基事先拟定的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形成决好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湖北革命军和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名单。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兼政治筹备员(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以原文学社机关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机关。会议还通过了由刘复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凡关于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及负责人等,该计划都有明确规定。李作栋后来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显然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起义计划制定时,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早已随军驻防岳州了。如果说在文学社平时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刘复基还只是以“诸葛亮”的身份向蒋翊武出谋划策,那么在这时,他已完全代表蒋翊武行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职权了。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   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19页。)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站在审堂上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旋即英勇就义,终年27岁。是日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以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对于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的青年革命家的不幸牺牲,他的战友们无不认为是“极大损失”,深表痛心和惋惜、李作栋在总结旧军官黎元洪篡夺首义果实的原因时,就提到“足智多谋的刘尧澂又壮烈牺牲”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议和后,潘康时目睹文学社屡遭黎元洪一班人的排挤打击而无所振作的情景,感慨万千,“尤痛心刘尧澂之殉难”。意即若刘复基在世,恐怕不会是这种被动局面。1913年,中华民国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还发表通电,将刘复基与陆皓东、吴禄贞、邹容、赵声等著名民主革命先驱并列,呈请作为“开国前先烈及开国时殉难之重要人物”(《民立报》1913年6月23日。)办理。可见,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刘复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后世研究者如果不是被武昌起义领导者的职务挡住了视线,而是透过其职务表层去探讨历史人物的实际事功,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历史人物,则不难断定,在湖北革命运动领导层中,刘复基在发动湖北革命力量和筹划武昌起义过程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作用当比蒋翊武、孙武等人突出些。他不仅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而且还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

刘复基篇2:蒋翊武与刘复基:从“老庚”到“开国元勋”


蒋翊武与刘复基:从“老庚”到“开国元勋”
 
 
2011-10-10 20:19:57 来源:湘声报 作者: 寻晓燕
  
  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相比,蒋翊武和刘复基的名字被提起的频率甚少。但回首历史,不难发现,这两位100年前的湖南籍“80后”,一个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一个被同仁称为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和革命军中的“诸葛”,对武昌首义的整个谋划和领导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志同道合的同龄“老庚”
  
  刘复基与蒋翊武都是“甲申年”出生,算是同年“老庚”。
  1884年12月,刘复基出生在风景如画的常德府武陵县柳叶湖畔,此地当时属武陵县白鹤山乡泉水桥村,现已划归常德市“柳叶湖风景名胜管理区”。
  刘复基的父亲刘文福在常德大河街经营一家灯笼店,生意惨淡,勉强糊口。大河街,紧邻沅水,连接着府城和码头,街面热闹而繁华,形形色色的人往来复杂,信息交流也异常快捷。在这样环境里成长的刘复基,从小就见多识广,渐渐形成了喜结天下豪杰的侠胆性格,并开始与一些会党帮派人物接触。他深受湘西哥老会众人的敬重,被拥戴担任了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少年时代,刘复基念过私塾和德山书院,1903年,刘复基就读于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曾慕名找到前来常德参加府考的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
  1904年9月,宋教仁以华兴会西路负责人的身份回到常德一带活动,以图在西太后70岁生日时发动起义。他在联络会党的同时,嘱托刘复基在学生中做工作。这样,刘复基与就读于西路师范学堂的蒋翊武相识了。
  蒋翊武1884年底出生在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辈10多代生活在澧县车溪乡群力村10组的蒋家庙,世代佣耕为生,家无恒产,终年劳累,不得温饱。为免遭豪绅盘剥,其父蒋定照少年进城学艺,跟堂兄学制腐竹。先在南街吕家对门白家巷的崔氏祠堂居住,后在丁公桥街购置简陋小屋。娶妻张氏,勤俭持家,生五子一女,蒋翊武居长。
  蒋翊武5岁时启蒙于县城里的“澧兰书屋”,自小爱好文学,尤其推崇屈原、杜甫的诗作,这些作品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对他人生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为求新学,蒋翊武少年时便外出游学三载。直至1902年,澧州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蒋翊武以同等学历被破例录取,编入第一班就读。由于他的基础较好,加之勤奋好学,仅用3个月就通读了全部课程,1903年上半年,蒋翊武得以提前毕业。适逢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7岁的蒋翊武拒绝了父亲让其参加科举考试的主张,对满清朝廷不屑一顾:“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次年春,蒋翊武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沅澧流域最高学府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
  蒋翊武与刘复基相识后,又认识了宋教仁。在研究蒋翊武的专家周星林看来,刘复基和蒋翊武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并在他的影响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宋教仁在常德期间,在城内五省客栈设立了“湘西联络总站”作为起义的总机关,并决定在泮池街附近的祗园寺设立一分站,由蒋翊武等负责。之后,宋教仁留下刘复基等人在常德继续准备,自己亲赴长沙落实起义的经费和枪械。不料,由于会党首领游得胜、萧桂生的被捕,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宋教仁逃亡日本,蒋翊武等被开除学籍,刘复基亦被迫逃散。

刘复基篇3:辛亥革命的先驱刘复基


辛亥革命的先驱刘复基
 
刘复基,字尧徵,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自号武陵器生,1885年1月20日出生于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慕名找到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
1903年,刘复基考入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后来他父亲在常德府城开了一家灯笼铺,他随父迁居府城,开始与会党中人接触。他性格豪放刚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很有酒量,深受哥老会众的敬重,拥戴他担任了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分浏阳、岳州(今岳阳)、常德、宝庆(今邵阳)、衡阳五路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复基从中协助。
这年10月31日,宋教仁自桃源乘船赴长沙,途经常德,夜宿五省客栈,与刘复基秘密会晤,委托他与楚义生两人留守常德,负责常德一路响应长沙起义的工作。
当宋教仁到达长沙时,起义事已经泄露,清朝官吏正在追捕革命党人,宋教仁便离开长沙赴汉口,经上海逃亡日本。刘复基藏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与刘复基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会。
翌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谟、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祗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徵函召,来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他利用报馆这个阵地鼓吹革命,深入军营,结纳同志。当时军队中有群治学社组织,而《商务报》又以报道军营消息为主,新军中不少群治学社社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和访事(记者),《商务报》逐渐办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刘复基也成为群治学社的重要骨干。
1910年春,杨度迎合清廷需要,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在湖南引起公愤,只得避居汉口,住在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同仁,借湖南会馆开会,到会者100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揪杨度出席答辩。杨度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杨度的辫子,拽出大门,遭到英国巡捕干涉,被羁留8小时才释放。当时汉口知事冯箦袒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这件事对刘复基刺激很大,他对留住在汉口的母亲伤心地哭着说:“天下如此多难,儿当为苍生请命,请原谅儿不能随时来探望老人家。”母亲对此表示理解,支持他外出闹革命。
《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新闻而被迫停刊。
这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月24日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
也就在这年中秋节(9月18日),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立大会,刘复基成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为了更好地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有人担心他吃不了苦,劝他不必当兵。他回答说:“我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怕什么苦呢?”
刘复基入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渐为协统黎元洪所侦知,被革职。黎元洪委派他的亲信施化龙任队官。施化龙表面上与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交好,暗中却侦探他的一言一行,然后报告黎元洪。黎元洪又将杨王鹏等开除,振武学社也遭到破坏。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3000多人人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1911年4月27日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也因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每日轮流往来于各标营,了解情况,传递信息,互通情报,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亦遭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告诫士兵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反复叮咛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之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两湖革命党人又很快度过了难关。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议论纷纷。刘复基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
接着,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络,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二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说:“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两团体合作已成定局。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9月24日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发生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们饯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拥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经过后又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
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仍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房屋一栋,10月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月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失慎,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凤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已从岳州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立即起事。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
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钟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首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他诚恳地劝潘善伯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邓玉麟,字品三)、树三(陈磊字树三)正去送通知,十分危险,革命者虽然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险应当尽力避免,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了呢。”他一直将潘送至楼下,方才上楼。
到了深夜,指挥部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斩钉截铁地对周围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
他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守候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着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为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多达30余人。
清湖广总督瑞徵连夜在督署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汉阳知府双寿和武昌知府陈树屏为陪审,瑞徵坐在签押房幕后指挥。铁忠问刘复基:“您的党羽有几多?快快讲来我。”
复基回答说:“除了彼一般清奴汉奸,皆是我的同志。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
铁忠报告瑞徵,瑞徵连说:“杀!杀!杀!”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连呼“同志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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